岳飞与“绍兴和议”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绍兴和议不仅是南宋与金双方在战场上较量的结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双方统治集团利益的选择,是他们各自内政的继续。南宋统治者按照金人的旨意杀害了岳飞,但是岳飞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永远是为祖国独立自由而战的我国各族儿女心中一面光辉的旗帜。作者对岳飞与绍兴和议研究中的某些方法和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发生在清初的几起文坛讼争

清初文坛曾发生过多起文人之间的讼争事件，这几起讼争事件起因不同，内容不同，但中间都夹杂了很多意气之争或门户之见。虽然其中有是非曲直之辨，但不可简单地以甲是乙非来判定；虽然双方有互相指责、互相诋毁的言辞，但又不能笼统地作文人相轻看待。学术理论问题与个性品行问题的交错混杂，是这儿起讼争事件的一个共同特点。     

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国人关注的主题。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国共两党虽然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仍然因为实际利益之争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了停战,并召开政协,讨论战后中国问题。但是国共停战的实现,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因此,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某些暂时的妥协只能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双方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与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CSSCI

1957年,我国科学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焦点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场“争论”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其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此次“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1957年,我国科学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焦点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场“争论”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其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此次“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     

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英国医学界关于1832年霍乱的病原学之争

1832年霍乱在英国流行期间,面对数万人的感染、死亡以及巨大的社会恐慌,医学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霍乱致病原、传播及传染性的病原学之争随之兴起。在这场争论中,传染派认为细菌、病毒、微生物是致病原,通过接触加以传播,强调霍乱具有传染性;非传染派将致病原归结为瘴气,认为人体因吸入瘴气而发病,否认霍乱具有传染性。霍乱病原学之争折射出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医学界上层倡导的传染论得到统治精英的支持,因为这为其追求国家权力扩张提供了依据;医学界中下层倡导的非传染论,在工商业阶层及下层民众中广受欢迎,因为它更能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与道德关切。关于霍乱的病原学之争,本质上是医学界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尽管传染派观点后来被科学证实,但19世纪中后期传染论的失势及非传染论的崛起表明: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一个单线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经常是一个曲折、迂回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人类对于流行病的认知与探索将永无止境。     

生死较量后出访列车准点出发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也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为了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能尽快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以求得“老大哥”的支持。共和国最高领袖首次“出洋”,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而国民党保密局也闻风而动。双方在中苏铁道线上展开了一番生死较量。     

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重大举动。此举始终牵掣于北南双方各派系之争。就北方来说,尤其牵掣于直皖之争。直系力借议和排斥皖系,皖系则对议和力图抵制。最后,在南北双方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议和破裂。徐树铮是当时纵横捭阖的人物。本文专门研究他与议和的关系,研究他对议和的认识、破     

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的经济活动及其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在60年前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其后来演变的太平洋大战,说到底是场经济战。因为其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还在经济实利,攫取中国乃至东太平洋诸国广阔的土地,丰厚的资源,广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力;而现代战争本身也不仅是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的较量,更是双方深层次的经济实力的较量。     

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

早期创造社在<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遭多方批评的氛围中挑战国内新文坛,双方人脉及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当为主因.这无疑体现在各自创作手法和翻译方法的差异上.在此背景下,早期创造社与胡适发生一场翻译论争.从翻译技术层面来讲,此论争主要在郁达夫文重点所指"直译"、"意译"孰真及译文版本等几个方面展开;但就实质而言,此论争涉及双方在派分、主张及争胜等多方面的观念歧异与人事纠葛.不过,撇开意气,从创造新文学事业方面看,双方实有合作的必要.遗憾的是,双方虽然和好,但由于性格差异,郁达夫与郭沫若最终走上了与以胡适为中心的主流学界关系亲疏不同的合离之路.     

清末关于“无夫奸”的思想论争

清末修律中关於“无夫奸”的思想论争颇为激烈,引起朝廷、督抚、资政院以及报刊传媒的广泛关注。论辩双方甚至人身攻击,并各引外援,组织政党,可谓清末思想变迁史上的难得案例。不过既存研究往往囿於传统“礼法之争”的论述框架,过於强调西方法理和中国礼教竞争的一面,忽视中与西、新与旧等因素其实可以并存於同人同事。论辩双方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时人积极参与讨论,其旨趣也往往不在法律本身,而是关注时政和国家的未来。其中的收回法权问题始终制约着论辩双方的思路,礼教的地位因为可能影响到国权而受到质疑,对於五四时期的思想道德革命不无引发之功。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交锋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这两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高领导人,因为共同的利益曾走到一起来,同时也曾为各自的利益针锋相对。这两位领袖人物之间的较量,无疑对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及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深刻影响。而发生在他们中间的斗争更是尖锐复杂、惊心动魄,其中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交锋内幕。     

《实话实说》:关于“面子问题”

舞台上七彩灯光照耀下的大明星要面子;舞台下看演出的小老百姓也要面子;演出的主办方也要面子。请听崔永元给您实话实说。崔永元: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捧场,这也算是给我崔某人一个面子,本期《实话实说》内容就是关于“面子”。这个“面子”人人都爱,人人都有,不管这个人是否伟大,是否远近闻名。下面有请一号嘉宾——田震。(音乐起) 田震:大家好,田震在这儿给您有礼了。(鞠躬) 崔永元:哎呀呀!鞠躬就不必了,您这位大明星、大忙人能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朝鲜战场反细菌战亲历记

<正>中朝人民在朝鲜战场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5次战役后,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美方黔驴技穷,违犯国际公法,施放毒菌,妄图在朝鲜战场上取得胜利。     

《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石介《庆历圣德诗》是北宋中期政治、学术与文学三者强力互动的产物。儒道实践精神的迅速张扬,以“君子小人之辨”为核心的朋党政治新理念的成熟,以及赋颂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嬗变,共同造就了该诗不同凡响的精神内涵。作为宋初儒学名家,石介将“道”的普遍原则运用于时政判断之中,褒贬忠佞,形诸歌咏,不仅开创了以赋颂之作为党争服务的先例,且标志着朋党政治已经完成了由权利之争到意气之争的形态转变。在北宋政治文化及颂美文学的演进史程中,《庆历圣德诗》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影响。     

三江口之战:民国年间中苏间的一次水上较量

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引发了中苏两国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张学良主持下的东北当局,动用了东北边防军以及东北海军与苏联军队相抗衡。国内史料在介绍这一争端的过程中,大多侧重于双方在陆上的战事。而对中国东北海军江防舰队与苏联阿穆尔河舰队展开的中苏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水上较量,鲜有涉及。庙街事件与东北海军的建立1919年,北京政府为加强边防,派遣江亨、利捷、利绥、利川等四艘军舰开往松花江。途经黑龙江口庙街时,因为天气渐冷,江面即将结冰,就停泊在附近过冬。当时,沙皇政府已经被推翻,俄国革命正在继续,英、美、日本等国均出兵干涉,…     

美国反托拉斯法目标多重性形成原因的历史探讨

历史表明 ,美国反托拉斯法从一开始就不是像罗伯特·博克所说的只有一个目标 ,即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说经济效率。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不同地区的代表在第 5 1届国会上的较量就决定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目标上的多重性。共和主义的权力均衡理念、自由主义的产权观、古典经济学的契约自由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价格学说也对这种多重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美国反托拉斯法因为整个管制体制的变化而在目标上与时俱进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 ,诸如重整市场、稳定经济、加强社会关注和提高经济效率等等。因此 ,美国反托拉斯法在目标上的多重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争原因

诺曼征服之前,英国教会就先实现了统一,统一于坎特伯雷大主教之下。诺曼征服后,英国封建制逐步确立,将教会纳入了封建体系之中,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增强,贝克特担任大主教后维护教会的利益,与亨利二世的矛盾激化,引发了政教之争。     

一座历经沧桑的旅馆

"满铁"的第一个面子工程1904年2月—1905年9月,日本与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争夺殖民地利益的战争。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失败后的沙皇俄国将由其建设管辖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即南满部分)拱手转让给了日本。作为战胜国的日本由于庞大的战争开支,也使本来就不充裕的财政捉襟见肘,欧美列强对其是否有能力经营好南满铁路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