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甲骨学的宝贵收获——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是一部优秀的考古发掘报告,又是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甲骨学著作,本文从报告体例、科学性和技术水平、资料的价值、著者的研究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评价。指出该书是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著作。     

略谈《新中国出土墓志》的价值与意义

《新中国出土墓志》是国内第一次对1949年后新出墓志进行最大规模整理出版的一部大型丛书。该书第一期工程10卷、19册出版之后,接连获得国家级大奖,反映了学术界、出版界对该书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整理者水平的认可。该书的价值与意义可归纳为三点:图版清晰,材料完整;释文精当,标点准确;整理规范,翻检方便。此外,该文还指出:当下学术界有一个误区或误解,即认为明清墓志不如汉唐墓志有价值,导致明清墓志不受重视,毁坏严重。该书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明清墓志材料,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元声韵学大成》版本及研究状况考

明代濮阳涞的《元声韵学大成》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革新精神,在明代韵书中有重要地位。但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过低的影响,近人和当代学者对该书只作概述性的介绍,不见深入剖析。本文对该书的作者、版本及研究状况加以介绍和考证,对该书在语音和语音史方面的价值加以讨论,希望籍此使该书的各方面价值都能得到认识和重视。     

瞿佑《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考述

文章首次披露了瞿佑鲜为人知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镌误》一书的内容与价值。该书的重现,不仅可以进一步探究瞿佑的治学思想与学术视野,还可以窥见瞿佑狱中心态。该书的辗转收藏,也见证了江南私人藏书的兴衰。     

吴承明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首部系统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专著,它考察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与主要形式,论证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并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因素做了剖析,提出了一系列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新观点。该书一经出版,便蜚声国际史坛,赢得国内外同行的不少赞誉。20多年过去,今天重读该书,仍可见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吴承明作为该书主编,不惟承担了该书写作过程中的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对该书研究方法做出的贡献。     

蔡惇《祖宗官制旧典》版本源流及价值考略

本文重点考察了今已散佚的宋代职官类史书《祖宗官制旧典》的作者、书名、主要内容及流传情况,对该书的重要价值做了初步探讨,认为该书之残文或可补《宋史·职官志》中宋初官制记载之阙。     

读《武威金石录》札记

《武威金石录》的出版对研究武威市的历史化乃至西北史地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可是我们在阅读该书金石录隋唐部分释时，发现了一些不足和错误，本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的体现该书的学术价值。     

《康济录》的思想价值与社会作用

本文对乾隆帝“钦定”、陆曾禹编著的救荒专著《康济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具体的分析。既充分肯定该书倡导的灾荒观的积极意义 ,论述了该书对历史上救荒实务总结、推广的社会价值 ,又实事求是地指出该书存在的历史局限。文章认为 ,这部著作在展现作者敏锐的观察力、睿智的思考和炽烈的爱心的同时 ,也反映出作者在认识问题上的某些谬误和片面。     

《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意义

文章介绍《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并从历史学、东南亚研究以及国外学界的学术反应审视该书的学术价值,认为该书填补了国内清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缺少宏观论著的空白,并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就清代中越关系研究发声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球化视野中的美国新唐人街——《重构唐人街：民族聚集区，全球变化》评介

<重构唐人街民族聚集区,全球变化>一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详细考察了纽约唐人街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所出现的变化,分析了国际的、国内的以及地区性的作用力对唐人街的影响.本文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该书的特点,对该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肯定.希望本文的介绍能对国内华侨华人学者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关于辽墓"出行图"的考证

本文对近年发现的辽墓"出行图"壁画进行了分析.以为可分为两类,分别代表了辽国诸王和贵族以及汉官贵族的出行.这两类形制不仅在分布地域上有别,而且表现形式也各有千秋.     

四版《金文编》校勘杂记

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第四版《金文编》在字形摹写及注解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著书、撰文补正。笔者在使用此书时亦发现了一些诸家尚未言及的疏误之处,希望能对《金文编》的再修订有所裨益。     

凌惕安与《咸同贵州军事史》

凌惕安是民国时期贵州著名学者,藏书家。对凌惕安的学术成就,贵州学界至今未有文章论及。《威同贵州军事史》是凌惕安的一部重要著作,他酝酿十年,笔耕四年而完成,全书共六十万字,详细记载了成同时期贵州54起起义事件,收录了与成同起义时期有关亲历者所写的资料,该书对研究贵州咸同起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泰山雅泳》：——《永乐大典》中的泰山佚书

新近发现：在现存《永乐大典》残卷中,收录一种泰山佚书——《泰山雅泳》。《大典》共录存其书之诗十首。本对以上十诗逐一作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雅袜》的成书时代、编撰人员以及其书所具认识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读书志》的文献学成就

读书志作为一种特殊的私家目录体裁发轫于宋代,至清代才真正的成熟起来,它实质上是中国古代学术与中国古代私家目录双重发展的必然结果。《开有益斋读书志》是清代学者朱绪曾的一部目录学专著,也是清代私家运用"读书志"体例撰修的典型著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代私家修目的最高水平。本文着重考察该志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成就,揭示其所反映的学术思想。     

《楚辞集解》训诂考据的成就

明人汪瑗撰《楚辞集解》,在屈辞训诂、考据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著成就。他在训诂字词、考辨名物时,既博采众长择善而从并予以新的阐发,又不囿成见冲决旧说提出新论,对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他还否定了“《九章》俱作于放逐江南时”的旧说,并对《九章》各篇的具体创作背景、写作时代诸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发明新意,推动《九章》研究的纵深发展。     

金丹派南宗二传人诗词考论

本认为彭耜与王庆升是道教金丹派的两位重要传人,他们都有诗词作品传世。彭耜的作品保存于《金华冲碧丹经秘旨》;王庆升的作品保存于《爰清子至命篇》及《三极至命筌蹄》中。他们的诗词作品通过特殊的意象组合,暗示了内丹修炼的原理与境界,体现了道教的审美情趣。     

从一本寻常古籍谈五四学人缪金源

去年夏天,笔者无意中获得一本100多年前出版的小书,名为《宋元明诗三百首》。此书开本并不算阔大,长宽尺寸约为23．5×15厘米,厚度约为1．5厘米,为雕版印刷,竹纸线装,版式为单鱼尾细黑口,半框尺寸约为17×12厘米,每半框10行,每行21字,字体为写体,一册不分卷。     

The Relevance of Cassirer and the Re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Summary

This essay aims to discuss the historiographical implications and premises of Peter Gordon's masterly book Continental Divide, in which he re-evaluates the Davos meeting between Ernst Cassirer and Martin Heidegger. This impressive reminder of the prospect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deserves to be paid serious attention, particularly in European philosophy departments. Gordon's book exemplifies how problems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can be clarified by a detour through history.

I want to highlight three aspects of Gordon's book that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general and the Davos meeting in particular. First, I highlight one of the main merits of Gordon's study: his emphasis on the plurality behind the term ‘continental philosophy’. This opens up a whole new perspective on a seemingly well-known event within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Second, I address Gordon's methodological premises, which challenge and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our understand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rd, I attempt to summarise, fro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 Gordon's argument about Cassirer's relevance. Here we are faced with the task of realigning and legitimising philosophy in a radically historicised world. To adumbrate the core of my comment I should say that I am thrilled by Gordon's book. I agree with nearly everything he says apart from his conclusions. In a closing remark I will try to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is surprising di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