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沿革

<正>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9月,在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     

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象征着国民党在国难危急关头走向"团结统一"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以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结合当时的舆论,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力图揭示"团结"表象背后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之凝聚力.中央与西南间之"团结"仅昙花一现,很快又重回到武力解决的旧轨.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国民俗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暨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民俗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7月15日-17日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多位会员出席了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民俗学在新世纪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今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党的三大、四大、五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

在西方政党政治潮流及苏俄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形成了一套颇有特色的"党治"理念,为此后中国国民党执政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初步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国"体制.1927年4月,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全国统一,中国国民党继续实施其"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的核心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以党的意识形态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一独具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现代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由于理念与利益的分化,"党国"体制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重大变革,成为中国国民党统治体系内党、政、军利益纷争的根源,也由于党、政两条管理系统并存且关系滞碍而导致行政成本倍增,进而演变为中国国民党政治制度上的一大顽症.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20 0 1年 7月 30日至 31日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铁道大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侨史专家学者、热心侨史研究的侨务工作者以及学会顾问等共 10 0余人参加了会议。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会前接见了部分代表并发表了讲话 ,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在开幕式上致辞 ,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大会听取了朱添华副会长所做的《团结侨史研究队伍 ,开创华侨历史学会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章程》(修正案 )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林兆枢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会…     

陕西省钱币学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陕西省钱币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于2006年3月30日上午在西安唐城宾馆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刘卫光同志代表第四届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袁庆春为第五届理事会会长,毛亚社、文瑞盈、姚元军、张锋为副会长,张锋同时兼任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学会修改章程草案。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钱币》主编姚朔民,陕西省社科联学会部部长刘为民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新当选的学会会长袁庆春在大会上对各级领导给予学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提出陕西省钱币学会今后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扎扎实实地做好学会工作,推动我省钱币研究事业继续向深度…     

五全大会与蒋介石个人集权政治的形成

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之前,是汪主政、蒋主军的合作政局。随着日本入侵的加深,舆论界对政府集权以应对危局表示了一定的支持。1935年底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为蒋的个人集权提供了机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通过政治妥协,进行制度调整,完成人事重组,个人集权政治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模式是以集权于蒋个人而非集权于行政院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基于妥协的个人集权政治一直遭遇到党内外其他政治派别的反权力,难以保持稳定性。     

自治区地方志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2013年1月15日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学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继续深入贯彻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全面总结过去六年自治区地方志学会的各项工作;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安排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会工作的主要任务,推进自治区地方志学会各项工作取得新成就。     

日本五次国土规划中有关旅游政策变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日本先后进行了五次国土规划,每次规划都有旅游规划和旅游政策的相关内容。考察和分析日本国土规划中这种旅游规划政策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借鉴:旅游开发和规划应是国土规划和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土规划中的旅游规划和旅游政策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不断进行修正;在《国土法》中明确提到了有关旅游的内容,加强了国土规划中有关旅游的规划和政策的法律效力;居民居住周边休憩娱乐地的建设和娱乐设施的配套应是旅游规划的重要内容。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大会作财政报告,汇报当前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同时也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其就任财政部长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对策.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制宪诉求

融会中西,研究创新制定一部适合中华民国需要的宪法,是孙中山一生的刻意追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称继承孙中山遗愿,把法制建设作为全力以赴的要事,社会各界利用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机会,纷纷要求制定约法,在国民党方面,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南京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国民政府方面有国民政府法制局在大会召开之前正式提出制定约法的议案于前,国民党中常委将法制局的建议作为提案提交大会,社会团体方面有上海商业请愿团于大会期间请愿,要求制定约法,有着重要社会影响的〈大公报〉的舆论推波助澜于后,又有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于会后积极要求起草约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要求制定约法的声势.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蒋介石亦表现出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 ,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一部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简评朱佳木新作《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朱佳木的专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益良多。笔者以为,这是一部叙述和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是林林总总同一题材著作中的上乘之作。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回忆与研究的结合,这是作者独具而别人难以企及的优长之处。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30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四届五中全会前后的胡汉民与西南时局

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辅以相关档案、报刊资料,尝试跳脱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揭示胡汉民等人在尴尬境遇下的矛盾心情。1934年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几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改革开放以来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四个“五中全会”——对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主题进行解析的历史脉络视角

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党已经定型把每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五次全体会议的主题和政治使命定位为＂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四个＂五中全会＂及通过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建议＂,主要是从提出奋斗目标、发展战略两个方面对五年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安排部署和谋划设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起点,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其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并且重启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作为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