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意识内涵的界定与思考——中国古代史学意识研究徐松巍中国古代史学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家站在历史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于史学自身如何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进步之系统、深刻和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非但是中国古代史家为适应和推动史学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而对自...     

《清史》纂修与历史编撰的创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西汉武帝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成《史记》 ,成功地记载了起自黄帝止于武帝时期的历史 ,无论在历史见识、史料价值、历史编撰上都达到极高的成就 ,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东汉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高度评价司马迁的著史精神和成就 ,他效法司马迁 ,为刚刚终结的西汉皇朝撰成了包举一代的《汉书》。《史记》和《汉书》为古代史家树立了典则。史家应当记载中华民族的奋斗发展、国家的盛衰兴亡 ,留下可靠信史 ,这是史学家的名山事业 ,也是史学家对国家民族应负的历史责任。国可灭 ,而史不可灭。当皇朝更替 ,继起者必须为…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先秦至五代,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从产生到初步发展的阶段。先秦各民族都有口述历史,汉文典籍中也涉及一些民族史事。屈原《天问》体现了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汉代,《史记》等书的民族史传构建了早期民族历史体系。匈奴、白狼等族以汉文撰写其文献,粗显历史意识。魏晋南北朝,建立政权的诸民族,历史意识大为增强,出现一批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重要历史著述。南方和西域用民族文字撰写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彝族史家举奢哲提出的史学三要,是古代彝族史学的经典之论。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史家在皇朝主流史学队伍中占有重要位置。回鹘、吐蕃、傣等用民族文字撰写出人物传记、民族史书及重要史料。《通典.边防门》是唐代民族史传的总结之作。     

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

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存在着直书与曲笔的斗争,这在官修史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史馆又是这种斗争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历代正直的史家坚持直书的精神、追求信史的目标从未改变。《唐会要》中的《史馆·史馆杂录》所记的史事,反映了唐代史家追求信史目标的足迹,以及他们的操守和信念,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

上、王夫之史论在历史认识上的价值研究重大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价值,是评价性的历史认识。王夫之史论对历代皇朝兴亡、君主专治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人物的评价,大多就属于这种评价性的历史认识,本文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探讨王夫之史论的认识价值的。一、对皇朝兴亡的看法。皇朝兴亡盛衰之故,即历史上某一时期皇朝的命运前途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史学家、政治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是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我国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如西周人对殷亡周兴的探讨,汉初从刘邦、陆贾到董仲舒、司马迁对秦亡汉兴的议论等等。而王夫之史论对历代皇朝兴亡盛衰问题的认识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

正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     

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

许敬宗是唐朝初期的史官。由于他随心所欲的根据自己的好恶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而且政治上看风转舵,完全按照自己的利害决定去向,所以,多受封建史家的指责。《新唐书》把他列入《奸臣传》之首,从而使他成为古代史官中的反面人物。建国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的一些有关史书,除在有的史学史中不得不有所涉及外,在古代史学家传纪之类的著作中,根本未曾把许敬宗列入。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的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内容,史学的发展,是社会矛盾的组成部分。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史学家也不能一模一样,有对历史的前进起积极作用的,也必然有起消极作用的。重视有积极影响的史学家固然正确,但忽视有严重错误的史学家     

论史学价值观与历史教育

史学价值观是人们对史学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史学价值观以资治、教化、畜德、明智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标,并形成了以"不隐"为原则、以"书法"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这使古代史家普遍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并成为历史教育主体。从清末开始,中国史家从内容、目标、方式等方面对古代史学价值观进行了更新与改造,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现代史学价值观。新历史考据学派重考据轻致用,以"求是"为目标,以学用分割为特点;马克思主义学派注重"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以学用统一为特点。史学价值观的分歧反映出史家对求真与致用的不同价值取向,并决定了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主求真者对历史教育态度消极,坚持历史学术与历史教育的二分法,造成了史学小众化,使史家在历史教育中缺位;主致用者为各自目的积极投入历史教育,推动了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但也存在以用害史的弊端。为推动历史教育健康发展,史家应成为历史教育主体,坚持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并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

时代的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发展的时期。这七百年左右的历史的时代特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史学的发展。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动,出现了几个封建皇朝并存或南北皇朝对峙的局面,而终于促成了隋唐皇朝的统一和兴盛。在这个过程中,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个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在政治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这种形势,刺激了、鼓励了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出现了“一代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人文素养

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不但重视历史知识的传授,而且在传授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将人文素养的涵育和培养纳入其中,在人文素养的培育和人文精神的传承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古代史学蕴含着内涵丰富的人文精神,人们通过读史蓄积德行和学识,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其核心内容包括蓄德致用的人生修养、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超越天命的人本思想、家国情怀的忧患意识、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涵育美德的审美旨趣等。这些有关人文素养的内容,蕴含在中国古代史籍和史家思想之中,不仅凸显了古代史学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也由此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品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略论刘知几的史学成就

刘知几是盛唐时代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杰作《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史。虽然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史家历代不绝,史书越来越多,内容包罗万有,但一直到刘知几才第一次作了评论性的总结。他在评论古代史学方面作出的贡献,《史通》一书在古代史学史方面取得的成就,可说在我国古代是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近代梁启超在总结《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文中就认为:“自有左丘、     

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的评论,提出或褒或贬、或有褒有贬的论述。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提出一些问题。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但长期以来史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研讨,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探研

"会通"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中,用以表明卦爻之会合变通。经过两汉至魏晋隋唐时期学者们的阐释和运用,其内涵得以不断丰富发展,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执一"与"折中"的观念。随着会通概念的产生和发展,史家会通的史学意识也开始萌生,在早期的史书编纂和历史评论中都有所体现。到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会通思想的深化,会通成为历史撰述的思想主旨,由此被正式纳入史学思想的范畴。明清时期,胡应麟、黄宗羲、章学诚等史家在继承和系统总结前人史学会通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会通之义的"一"与"中"的关系,推进了这一思想的哲理化发展。中国古代史学会通思想是对传统通史撰述精神的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注重历史撰述的客观性、史学认识的通识性以及突出史家独断之学等特点。     

魏徵的史学地位

魏徵(508—643)做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视。从这方面研究魏徵的论文与专著也为数颇多。但是,对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却问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固然,魏徵的政治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本文着重于从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活动,说明他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面估价他的历史作用。     

从“摒秦”论看董仲舒历史时间观的对立与统一

董仲舒生活在皇权兴起的西汉,大体同时代的罗马三大史学家也生活在皇权兴起的历史环境中。四位思想家都注重通过分析历史时间来理解当下政治情形,并且都在各自的史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东西方历史时间观的形成有奠基性作用。董仲舒的历史时间观与罗马截然不同,以当代史学理念观照,其思想可被看作一个史学特例。其特殊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关于秦朝的记述存在矛盾。董仲舒的历史时间分为两个系统,秦朝在两个系统中分别显现为"存在"与"不存在"的性质。这一矛盾源于其历史时间观中形而下的自然时间与形而上的意义化时间的对立,由此表现出一种历史时间观的分裂。这种对立与分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自然理性相合的产物,在思想和逻辑层面实则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李大钊与中国古史研究

李大钊是近代著名的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他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还在于他首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为后人作了示范。对于后者,一些论著虽然提及,但论述尚欠充分。笔者认为,仅就李大钊对中国古史的研究而言,至少有三方面：即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探讨,和对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的论述等等,为与其同时代的史家所不及,对创立科学的中…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

经世致用、积极入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反映到史学领域中,就是使中国的史学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表现出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意识。首先把这种精神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亦是历史学家的孔子。他有感于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者有之．子找其父者有之”‘。的局面而作《春秋》,企图借助于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孔子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对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给以极六关注,对其进行积极阐释和应用。到宋代,史学不…     

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延安、重庆两个中心,因政治环境、革命任务、个人治学领域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显示出明显的偏重。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上承社会史论战的发展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多地体现出与此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思想史的研究则直接缘于社会史研究的成果。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