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与竞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若干问题研究

首次从旅游领域将共生理论分析框架应用到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中,对城市群旅游共生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引力模型、欧氏距离模型和共生系统分类法,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共生空间的若干问题。研究表明：城市群旅游共生组织模式基本处于由间歇共生向连续共生的正向演化阶段,空间呈现“2+3+4+2”城市群旅游共生层级体系,形成了三大旅游共生城市组团。城市群旅游共生行为模式大都处于由竞争共生向互惠共生的正向演化阶段,港澳广莞和佛惠中分别为主要互补与竞争节点,出现正向、稳定、逆向、往复、随机无序等五种演化路径分异。城市群旅游共生系统表现为初级旅游共生关系单一且稳定,中级旅游共生关系混沌且随机,高级旅游共生关系分异且稳定的规律。     

边疆民族地区开发中的客商——以近代桂西南地区客商为例

桂西南客商的大规模迁入是在晚清民国时期,边疆开发政策是桂西南客商迁入的强大拉力。客商的分布特点体现了市场因素对客商分布起主导作用;客商的籍贯构成体现了来源的复杂性,并与地缘因素密切相关;客商的职业构成体现了客商的层级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     

西递宏村：人与大地的交集

安徽的南方山区,本是一个地远人偏的地方,然而在这里,却拥有一处流水桃花别有天的静谧之地。明亮的天井厅堂,如历史老人宽厚的胸怀;狭窄的巷弄里,投射进闪亮的文化光芒;高耸的马头墙,犹如孤傲的斗士。走进这里,宛若步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古代移民与庆阳经济开发

庆阳在古代史上处于祖国西北边陲,地广人稀,往往需要补充劳动力。一些族群或个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来到庆阳定居。统治者出于巩固边防和发展边疆经济的考虑,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途径将大量的中原百姓或北方少数民族人民迁移到庆阳,增强了庆阳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庆阳一带经济文化的开发。     

揭示辽北开发的历史进程

此前和2008年开始的铁岭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共发现各类辽金文化遗存831余处。其中城址60余座,遗址、墓葬及塔、寺等建筑遗址多处,还发现数量不菲的文物珍品,是辽北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成就的真实再现。而规模不等的大小城池的发现,奠定了辽北城市框架的基础和城乡的基本布局,在辽北千年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揭示辽北开发的历史进程。     

论西部开发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中国西部是个多民族地区。西部开发要特别关注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本指出了发展西部民族经济所遇到三大硬制约因素和三大软制约因素。提出了走生态农牧业之路,发展多种经营;民族化旅游的步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发展西部民族经济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等对策建议。     

西安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研究

城市边缘区是位于城市建成区与乡村地域之间受城市辐射深刻影响的过渡地带。文章采用"断裂点"法的基本原理和Matlab软件编制程序识别图像来运算城市边缘区范围,将西安城市边缘区的扩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分析了各个阶段的扩展情况,以及各个阶段的扩展模式,最后对西安2020年城市边缘区范围进行了展望。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研究——以昆明东北郊游憩区为例

本文运用旅游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研究的成果及区域一体化开发的模式,在对昆明东北郊旅游发展现状以及一体化开发的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一体化开发的五大战略,以谋求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这也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底子非常薄弱,在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经济封锁之下,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这与根据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根据地经济开发政策、搞活苏区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开发对近代湘西经济的开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周恩来经济思想与西部开发的几点思考

本文抓住周恩来经济思想中的整体论、基础论、关键论、求真论等方面 ,联系他关于西部的建设与发展的论述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这对当前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工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针对我国省际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空间计量方法应用

本研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中国省际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1999～2007年各省级行政区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推动作用;各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增长受到本区域旅游业发展水平、邻近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共同影响;并且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比国内旅游更为显著。因此,建议各省级行政区在旅游产业布局和功能分区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旅游合作和开拓国际国内旅游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基本经验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开始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1991年和1999年是中国区域战略大调整的转折点,1991年开始强调区域协调发展,1999年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着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其基本经验对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全国第一个家庭林场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省仙游县的农民李金耀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上规模的家庭林场,尝试开发性农业经营。此举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通过争论,使人们解放了思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有了新的认识,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教条主义,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李金耀和广大农民的伟大创举,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变革了农业经营方式,加速了农村改革进程,使农村改革从种植业开始逐步向林业、水产业、畜牧业等多方面发展,促进了家庭承包经营向农业产业化发展,加速了中国农业的市场化进程。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近代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研究

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内容,可以利用当代经济地理学、GIS技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进行考察。近代中国一百多个通商口岸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边疆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为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也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区域。为探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影响下的经济区域变化,首先对通商口岸体系子口税贸易在地理空间分布进行探讨,初步界定一些较大通商口岸的影响区域,进而通过数量化和GIS方法,特别是使用空间交互模型得出结论。通商口岸体系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代表和系统性的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可对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区划提供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参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曾设立大行政区作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过渡性措施。这既是借鉴历史传统、沿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结果,也是限于当时的国情、党情而做出的历史抉择,并且这两个方面又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设立大行政区的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共全面执政前所形成的大战略区格局的自然延伸与发展,中共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过渡的客观需要,中共对中国近代地方统治形式和苏共中央地区局模式的继承与发展,以及全面执政之初中共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的制约与影响。     

天津——近代北方经济的龙头

具有优越地理区位、便利交通条件和良好经济基础的天津,开埠后又利用通商口岸所特有的宽松环境、发展机会和广阔市场,逐步成为北方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成为近代北方经济的龙头,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广大地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真正充分发挥港口城市天津所固有的巨大经济优势和潜力,有利于今天北方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     

试论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源流

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种群尤其是柳江人和东南亚地区的人种群可能是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种系的源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和陈云的经济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直存在着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也是这样,经历了调整、高涨、再调整的过程。陈云在这十年中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首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该调整的时候就要退够,等等。实践证明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睦邻政策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奉行的睦邻政策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的。在睦邻政策的指导下 ,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可以概括为 :南海主权归我 ,不容置疑 ;各国主权平等 ,和平共处 ;寻求合作支点 ,求同存异 ;搁置争议 ,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奉行睦邻政策的战略意义是 :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 ;立足亚太 ,打破大国围堵计划 ,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