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国民政府田赋征实制度之再探讨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财政经济制度.国民政府选择田赋改征实物,是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的历史产物,也是当时环境中解决财政经济粮食困境的必然选择;从机构的相对完善性、实践成效的显著性、粮食供应的相对畅通性等方面观察.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实施的一项具有成效的制度,它以及相关的征购征借,成为抗战中后期国...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     

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

押租原是地主防止佃农欠租而预收的保证金,是经济强制取代非经济强制的产物,不久蜕变为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成都平原和四川的押租最为流行和苛重。“押扣”不过是地主榨取押租的一种手段。租佃制度历史久远,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与生产者的分离,同市场或市场经济没有内在联系。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增押增租、频繁撤佃成为地主压榨佃农的主要途径,押租、地租交替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佃农的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押租和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包括押租在内的封建租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政策的调整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地方政府的战时财政也窘态尽现,苛捐杂税因此死灰复燃,中央政府统率地方出现困难。为谋对策,国民政府于1941年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其主要议题有二：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国统区财政收支系统的重新划分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加强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集权。田赋征实政策则基本解决了抗战后期的粮食问题。上述政策的显特点是配合军事性,即都是当时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措施,从财政在平时自身所固有的独立性来观察,具有一定的消极性。     

山西田赋征实小议

以实物形式征收地税即为田赋征实,民国此举始于抗战时的山西。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移至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而部队驻屯,地方粮糈供应渐趋紧张,以致粮价腾涨,部队开支激增。有鉴于此,1939年阎锡山下令“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继而闽、浙两省效行此法,至194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征田赋两者并行”,实行征购、田赋征实的双轨制,随后蒋介石签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办法。翌年3月国民党五     

略论抗战时期广西的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本文对抗战时期广西实行田赋征实的缘起、概况,以及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抗战时期新桂系在广西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之本原。     

试论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财政收入骤然下降,而军费支出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失衡。为弥补日趋庞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财政部采取了增加法币发行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及日军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本已存在的供求矛盾更为加深,这大大刺激了物价的上涨。日军的破坏,更加速了法币价值的跌落。为了不让不断贬值的货币摧毁整个抗战工作,也为了维持国民政府本身的统治,国民党中央在管制信贷,实行田赋征实,推行各种储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遏制通货恶性膨胀的措施,而所有举措只能是冲淡通货膨胀的表面现象,并不能够正本清源,对症下药。这是战争环境所形成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征了多少粮

抗战期间,国军人数剧增.从1941-1944年,国军需要补给的士兵从425万增至681万,粮饷遂成为极关键的大问题. 抗战之初,粮食问题尚不严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致交通阻隔,后方粮价大涨.如以1930-1936年的粮价为100的话,1937年12月为127,至1940年6月已是424.因粮价过高,军粮购买不易,国民政府遂在1941年设粮食部,在四川等21省实行“田赋征实”,农户改缴纳货币为上缴谷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棉田征实制度研究

1943年,为了平衡棉农与粮农负担、扩大棉田面积和增加棉花产量、解决后方用棉等问题,国民政府在主要产棉区实施棉田征实制度,即棉田征棉,粮田征粮。棉田征棉使国民政府多少控制了一定的棉量,可以兼顾军民用棉;棉农亦免除了卖棉购粮缴纳田赋所受的剥削与麻烦,产棉地区的粮价也不致因棉农的争购而骤涨。国民政府规定凡实施棉田征棉地区,所有棉田一律不准改种粮食,并采取对棉农贷款等优惠措施,对于保持和增加棉田面积、促进棉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棉田征棉并未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目的,不仅在解决国家战时用棉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而且对征粮的影响较大,反映了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实制度的困境与无奈。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锡农村的租佃状况与减租实践

抗战以后无锡农村租佃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不同的地区和田制之间,地租增减的趋势和租额升降的幅度并不均衡。地主阶层内部也出现较为剧烈的分化,当权派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一般中小地主的经济状况、各自对待地租收入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以及与佃农的关系,不尽相同。1949年推行减租时,各阶层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对减租的兴趣和要求不一。在无锡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地方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性,因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灵活变通,对当地租佃状况加以一定程度的承认和尊重,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体现了减租运动强烈的政治性。通过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使中共初步实现了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目标。但是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与政治效果并不均衡。     

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

宋代"典需离业"的规定表明了典之本原,但其派生的权益及其多样化表现却引发歧义。譬如承典人将土地租佃给出典人,在宋代不被认可;而清代这种形式广为流行,却又在表象上造成"租息相抵"的错觉。承典人可选择典田的经营收益、投资收益,或变现未来收益,突出反映了田主、典主、佃农三者依托市场交易构筑的共享地权格局。典权不是使用权,也不是所有权,而是一种限定性物权形态的财产权,与抵押也有明显的区别。典权的时代性差异在政府规定上得到相应的反映,宋代典田需要赴官办理合同契,并过割田赋和纳交易税;清代中后期则免除了交易税,无需过割田赋,契约形制上多采用单契,使转典等相关后续交易更为便利。凡此阶段性差异与特征,揭示了在典权发育过程中,交易规则与社会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纵贯比较有助于把握典权之本原与多样化形态,也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与交易形态。     

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答刘仲麟同志

刘仲麟同志《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一文(本刊1987年第4期)对拙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提出了商榷,个人颇受启发。今天看来,我     

英属印度的租佃制度

英属印度的租佃制度黄思骏英属印度①的土地关系是研究印度历史上土地关系演变的重要环节,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英属印度的土地整理,②二是英属印度的租佃制度。前者是讲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后者是讲印度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关系。只讲前者,不讲后者,不...     

宋代封建租佃制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封建租佃制的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变化,互相关联。租佃制的发展既是以阶级变化为基础,同时又促进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利用租佃制剥削佃农的非身份性的官僚地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当权派。而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又推动了封建租佃剥削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封建租佃剥削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剥削形态。分析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及其相互关系,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形态发展特点的认识和理解,当会有所帮助。     

清中后期西南边疆田赋蠲缓与国家财政治理

清代西南边疆田赋虽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关系国计民生,事涉边疆安全与稳定发展。清廷对其财政治理主要表现在应对灾荒与战乱的田赋蠲缓、减轻民众赋税负担的普免积欠和整治田赋征缴积弊。1799-1911年清廷蠲缓云南田赋总额近乎免除该省17年田赋之额征,其中荒田赋额占蠲缓总额的95%,且历经多年未能规复。户部认为外省田赋征缴积弊严重,清廷因此加强财政治理,在西南边疆推行钱粮征信册制度,但受多种因素困扰,实行十年收效甚微。尽管地方官员多否认田赋征缴积弊,但西南边疆普遍存在土地清丈未行、册籍缺失不实、制度执行走样、例荒例灾捏报、官吏因循疲玩等弊端,且延续至民国时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公粮供应研究

公粮是抗战时期国家以实物形式发给公教人员的物价补贴,是抗战时期物价粮价高涨,公教人员薪俸所入不足维持其生活下的产物。中央公粮、省级公粮、县级公粮,均经历了一个不供应到少量供应再到尽力多供应的过程,公粮来源、供应对象、供应标准日益规范和完善。中央公粮最初仅在四川一省试办,后发展到后方各省;省级公粮则在各省田赋征实总额30%内划拨,如配拨军粮后不敷支拨,由国库拨付代金;县级公粮从1942年度起随田赋带征,以不超出征实额三成为度。在抗战特殊时期,公粮虽供应不多,但对保障公教人员队伍的稳定,对争取抗战胜利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然对这种作用不宜评价过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食库券制度之研究

粮食库券制度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因征购粮食所付货币太多引起通货膨胀而发,是和征购征借制度相配套的产物。它由财政部与粮食部联合发行,一般是三成法币,七成粮食库券,征借则全部支付粮食库券,以每年田赋征实的实物作抵押,两年或五年后开始返还,分五年平均偿还。粮食库券的发行,使政府把握了大量粮源,对于供应军糈民食,控制粮食市场,稳定法币价值,挹注财政,作用不可低估。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粮食库券返还问题上的违规操作,又将其推向了人民的反面,可谓自掘坟墓。     

抗战初期贵州土地清查及其对抗战的贡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贵州凭其极为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支持八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和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拱卫陪都重庆的重要前哨。为支持和支援抗战,人贫地瘠的贵州作为战时土地清查的重要省区,在抗战初期进行了土地清查,整理地籍,以求增加政府田赋收入,并取得较大成效,贵州赋额为当时全国增加最多的省份,对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