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试论抗战相持阶段的湖南战场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湖南战场在中国人民抗击侵华日军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通过分析湖南省的地理位置,民众动员情况,剖析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这三大战役,进一步探究湖南战场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贡献。     

浅析抗战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食盐贸易政策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荒凉贫困,“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西安事变前后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抗战初期,边区政府维持3万军政人员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民政府发给的“抗日军饷”、国内外捐款及征收的赋税。[第一段]     

中共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三大措施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大片抗日根据地。为顺利开展工作并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对根据地内的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尤其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改造,推动妇女解放,真正使妇女的地位得到转变,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爱国救亡运动中,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1942年春至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中国抗战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的谜底

抗日战争何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对这个谜,目前有4种答案：1938年10月说．1939年9月1日至16日说．1939年10月－12月说和1940年冬说。而毛泽东的谜底是：中国抗战在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这样有利的国际形势中,在日寇更加困难与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下进入相持阶段。与谜底相关的毛泽东等的一份电的成时间应当是1939年10月3日,而不是同年7月。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新婚姻政策实践中的基层干部

买卖婚姻、早婚、童养媳是华北乡村社会传统婚姻的基本形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废除传统婚姻陋俗,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颁行了一系列新婚姻政策和法令条例,努力对旧婚姻习俗进行变革,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然而作为新婚姻政策或法令条例执行主体的基层干部,其中一些人长期角色游移乃至错置,使得这些举措大打折扣,甚至影响到普通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对此,华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通过制定规章制度、严惩违法行为、正面事例引导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基层干部的行为。在强力的政权力量介入下,基层干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约束,但欲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尚须长期的系统性制度改革。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

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

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其发展之顺利,恐怕连当年中共自己也始料未及。中共的发展,当然首先是自身努力的产物,其进入华北后,以武装为中心,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为两翼,最大限度在各地区寻找制敌和发展的良机。同时,中共的发展,和战前华北的特殊态势、战争初期日军的进攻和占领方式也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中共初期发展的奇迹。     

“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打狗运动是其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据此可以看到战争状态下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打狗运动起因于中共人员行动的隐蔽性问题,对隐蔽性的需求又与中共和日军整体的对抗形势有关。在打狗运动中,中共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民众动员问题,面对民众的种种顾虑、不满,中共运用其娴熟的群众工作经验化解了难题,在打狗的执行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上也充分照顾到了民众情绪。打狗运动不能单纯理解为一个自然成功的案例,而是中共面对困境做出决策、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又一实例。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战争环境造成的普遍匮乏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底色,但中共通过自己的努力,又改善和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日常交往、家庭生活,到语言观念、两性关系,根据地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与之前拉开很大距离,这是中共进入后呈现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抗战初期中共地方干部群体内部的“土客问题”——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讨论

苏维埃革命时期干部队伍中的"土客矛盾"往往是引发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的一个重要诱因。到抗战时期,尽管中共各根据地依然面对类似问题,却只是局部偶有波澜,而总体未兴风浪。太行根据地即属此例。由于地方党外来性格及统战大环境影响,太行干部来源异常丰富,再加上山西省内存在牺盟会这样的特殊统战形式,造成了干部队伍内存在离散却普遍的"土客矛盾"。随着党力增强,地方党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围矛盾渐趋缓和。因晋中特委强势融合牺盟会组织、加强对政权控制力度,引发代表"外来党"的晋中特委与代表本土力量的牺盟会的武装冲突。不过,经八路军、北方局调处,冀豫晋省委以高调批判、低调处理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此事件,并将"融合"趋势继续推进。     

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探

本文围绕着应客观反映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在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用翔实的史实说明,七七事变前后,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已基本恢复。并成为华北最大政党,进而指出在八路军未投入开辟抗日根据地之前和八路军开始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暂时未到达的地区．中共华北地方组织即先机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首次提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八路军分兵发动群众为主、八路军与地方党组织协同配合、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主。     

艰难的演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1939—1944)

国军部队的编制是决定其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初至1945年初为抗战的相持阶段,这一时期的国军在对日作战的同时,对部队编制不断进行着调整。1938年底确定的廿七年编制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打折扣和缩水的状况,迫使国军另起炉灶,酝酿新的卅年编制,并在小范围内试行。由该编制发展而来的卅一年编制更符合当时国军的实际,最终成为相持阶段国军部队广泛采用的编制。相持阶段国军编制艰难演进的过程,既体现了国军在部队编制制订上逐渐趋于实际的取向,又反映了战争条件下国军所遭遇的越发严重的困境。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田水利建设

抗战期间,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治理水害、坚持抗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和边区政府制定农田水利建设条例和暂行办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和使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促进了边区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积累了水利建设的丰富经验,对建国后的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评析

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砜固区为考察对象,试图从经济结构的嬗变、政治形态的重构、裂变的文化层面等几个方面,阐述这一区域在政治强力推动下社会变动的历史景观。地权转移与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得到了较多的经济利益;民主选举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结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促使农村社会在文化与观念的层面上发生震撼。这一区域的社会变动,不仅具有服务抗战的直接效应．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验场．也深刻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走向。     

中共抗战的生态环境解释

中共抗日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生态环境亦即根据地政权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以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为例,在自身实力弱小的前提下,中共充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并由此形成了根据地的基本军事形态。山地游击战是其首选,也是红军苏区时期以来一直利用山地优势的传统。平原游击战则为抗战时期所开创,通过挖道沟、平毁封锁沟和地道战等手段,将不利地形改造为有利的“山地”。以上两种军事形态既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山地为平原战提供休整空间,平原为山地战提供粮食等物资。根据地还利用天时气候开展天候游击战,包括夜战、青纱帐战和苇塘战等多种形式。在军需民用上,同样利用了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求自给自足。正是在以上“择天”与“天择”的相互作用中,中共以弱战强,坚持到抗战胜利,并产生了“人定胜天”的自信。     

中共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

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成功达成持久抵抗的目标,完成自身的生存发展。中共的敌后持久抵抗,游击战、根据地、正规军构成互为作用的"三驾马车",而党政军民一体化形成的总体战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多种要素的相互影响中,持久抵抗的链条得以形成、运转。中共在抗战中的成功,是实践中不断摸索的产物,得来不易,展现了领导者战略和政略上非同一般的高度。     

简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

朝鲜义勇队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在华朝鲜反日独立运动人士组成的国际抗日武装力量。1941年初,其主力由国统区转移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改称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的战斗业绩值得人们重新评价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