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城遣址调查记

历史上的戚城是春秋时卫国的重要城邑,是晋、卫两国长期反复争夺的要地,同时,也是各诸侯国曾七次会盟的名城。有关戚城的事迹,见于春秋经传的记载竟达二十六处之多。在后代默默无闻的戚城,而在春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春秋》诸侯会盟叙写句式浅探

《春秋》写诸侯会盟共采用了21种句法格式。体现出两个特点：第一,不同的情况下的会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会、盟、遇、胥命各有不同的写法,用词也不同;同一情况下的会盟也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笔法灵活而不板滞。第二,体现了《春秋》作为编年体史记的叙事的一般特点。     

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

先秦时期的会盟问题张二国会盟问题,是先秦史领域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自清以降,中外学者在该课题上花费了大量心血,著述颇丰,举其要者,如：（１）清姚彦渠《春秋会要》①、秦蕙田《五礼通考》②、《皇清经解》及《古今图书集成》③等书,都对春秋时期的会盟进行...     

历代广东地方志编修简述

一、隋唐以前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方志的发韧时期。《周礼春官外史》载,＂外史＂的任务之一是＂掌四方之志＂。当时中原地区出现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等诸侯国的地方史,而岭南当时尚属荒服之地,政令未及,寂然无闻。但封建王朝对岭南的一般地理,也曾作过探测。     

从“大义”到“事利”——春秋诸侯邦交准则的嬗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争霸、会盟和朝聘三种主要邦交方式,"义"成为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并具有信义、道义和礼义等不同方面的价值表现,使春秋这个处于分裂中的社会具备了一种共识性准则。不过,诸侯邦交总是以国家之利为永恒目的",义"又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就导致春秋邦交准则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大义"为核心演变为后期的"事利而已",从注重综合利益演变为注重经济利益。诸侯之间邦交准则的沦丧终使春秋滑向了战国。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史记·曹沫传》史源分析与事迹考实

《史记·曹沫传》记载了春秋时期鲁人曹沫劫持齐桓公的事迹,但其间疑点重重,後人对於曹沫其人之身份、劫盟其事之真伪、会盟前之背景以及会盟後之结果多存争议。本文从史源分析的角度入手,对《曹沫传》的材料来源加以考查,并综合其他方面的证据,对“曹沫劫盟”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澄清。     

史学精粹

正李建:《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从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     

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

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宿国地望及相关问题探析

本文从历代宿国地望诸说存在的诸多问题出发,结合晋侯苏钟铭文所见新线索,对宿国地望变迁及所反映的历史问题进行细致探析,指出周代曾存在南、北两宿并立的事实,其中《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为北宿,故地在今山东东平东二十里之宿城镇;晋侯苏钟铭所见"宿夷"及春秋初年参与宋国会盟、后为宋人逼迁至宋境的为南宿,故地在今安徽宿州市附近。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的职官考核制度

春秋时期已实行多种制度对职官进行考核．如复事制、社会调查、巡视制、上计制等。春秋职官考核制度承西周之制,并有发展。春秋职官考核制度与西周最大的区别有三方面：一是考察的主体不同。西周担任考察百官的主体是周天子．而春秋已变为各诸侯国各自进行考核与管理了。二是考核的对象不同。西周考核的对象是各个诸侯与西周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属官．而春秋则变为各诸侯国的属官。三是考核方式的不同。春秋考核方式除沿袭、改造西周之制并有创新。除把巡狩与述职改为巡访与复事,叉实行上计制与社会调查、巡访与复事制多种考核方式,构成春秋时期职官考核制度的新特点。     

春秋沈国故城位置考辨

春秋沈国的位置,今有三说:一说在安徽临泉县境,一说在河南沈丘县境,一说在河南平舆县境。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沈国故城在今平舆县境。一、临泉“沈国”故城寝丘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沈,国名,“其地在安徽阜阳县西北一百十二里之沈丘集,西北距河南沈丘旧县治三十里,约今临泉县。今沈丘县则已移于旧治北之槐店。”杨伯峻、徐提主编的《春秋左传词典》,张习孔、田珏主编的     

论程颐以“理”解《春秋》

程颐对《春秋》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为对《春秋》的整体解读,另一方面是其解至桓公九年的《春秋传》。无论哪一方面,其特点是"理"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春秋》的方方面面,如伦理纲常、自然现象、书例等;同时,"理"在《春秋》这里也得到落实,实现了全部义理化。在北宋《春秋》学史上有重要之意义。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及其演变态势

本文考定汉魏春秋学图籍、学者之数,制成《汉魏春秋学图籍一览表》、《汉魏春秋学演变折线图》、《汉魏各派春秋学者一览表》及《汉魏各派春秋学者演变折线图》。从诸图表可以看出,汉魏时期春秋学之演变态势有如下显著特点:公羊派在整个两汉时期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三国时期则由盛转衰;谷梁派在西汉时期有一定地位,东汉三国时期则一直衰微;两汉时期左氏派呈上升趋势,至三国时期遂形成压倒优势,与公羊、谷梁二派均告衰微形成鲜明对比。     

古诗与外交

东、西周时期,各个诸侯国都有一些诗歌在周天子的王土上广为流传。这些诗歌的应用范围很广泛,诸如士大夫之间的闲聊、议政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往来都离不开诗歌。在热烈的用诗氛围下,便产生了收集有305首诗歌的《诗经》。《诗经》的产生给人们的运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孔子在《论语》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诗歌在外交中有极高的使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