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发行的“钢铁储蓄”存单

前些日,忽有市郊农村一退休教师来家里找我,说他“从父亲留下的藏书中找到一张‘钢铁储蓄’存单,是濉溪县人民银行于1960年初发的,找了市、县人民银行都说不认识,也无法兑换,问了不少人,才知道只有找你才能弄清,所以才来拜访”。     

贵阳水田钢铁中学的回忆

2001年11月,原贵阳水田中学的部分教师,到曾经生活过的乌当区水田乡竹林村,寻觅43年前的旧梦。43年前,他们绝大多数都只有20多岁,最大的也不过3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而今都已年过或年近古稀。故地重游,每个人都十分激动。在他们居住的蔡家寨和后寨,各自寻找过去居住的房屋,拜访健在的房东或他们的子弟;一起回顾过去的峥嵘岁月,在旧居前     

“大跃进”时期文化界的荒唐事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文艺战线捷报频传,文艺“卫星”满天飞。文艺家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大跃进时期的“白旗”板话

荒唐岁月多荒唐,猪耳可当飞机场。板话写下直历史,警示后人切莫忘。     

“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湖南农村调查实录

我国农村曾经历过每家不做饭。全部吃食堂这样的事。一声哨子响,全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奔食堂而来．狼吞虎咽,如上战场。于是,出现了上千万的“非正常死亡”。     

大学“炼钢铁”

这是一张民间收藏的普通照片,摄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它反映的是当时吉林大学在响应号召“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中间带口罩者)、副校长佟冬(中间挥手者)等人视察炼铁工地的场景。画面虽小,但它很容易把人带回那个“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     

生产与生活:“大跃进”和经济困难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

1958年,上海市进行城市人民公社的试验,里弄公共食堂应运而生。"大跃进"时期的里弄公共食堂旨在解放妇女劳动力,服务于工业生产。从1959年开始,为应对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上海市大量关停经营不善、浪费严重的工厂食堂,里弄公共食堂的规模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调节粮食供给的工具。由于自身的经营困境和国家政策的调整,上海里弄公共食堂在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后逐渐解散。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上海里弄公共食堂体现了人民政府组织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积极尝试,在社会动员、资源分配和协调社群关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大跃进时期的青年突击队

1958年大跃进初期,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化”运动。兴师动众,全县四万多名修渠大军中有近5000名各族男女青年组成的100多个青年突击队,在各主要“水利化”工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们的劳动成果,除少部分在以后水利建设中作为现成工程基础使用外,大部     

“大跃进”年代趣事多——我的大跃进亲历记

“爸爸大跃进,机器造得勤;妈妈大跃进,棉花纺千锭;……我也来个大跃进,生产学习样样能。”5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至今还记忆犹新。     

公安工作“大跃进”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大跃进时期与“五风”抗争的人们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于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危害极大。时中央高层有彭德怀为民请命“鼓与呼”,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省委书记潘复生,还有四川等省级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五风”作斗争,精神感人至深,名可载入青史。     

话说1958年的科学“大跃进”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也是创造“神话”的年代。     

山东的法制“大跃进”

<正>1958年春开始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各行各业无不受到严重破坏。我们国家的法制也被折腾得支离破碎,法不成法。笔者当时在山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胡耀邦“大跃进”时期在独山考察

1959年元旦刚过,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决地清理劳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带领团中央宣传部长杨海涛、《中国青年报》记者等一行到西南地区进行视察调研,了解青年团在农业“大跃进”第一线的工作情况。元月8日下午2点     

“大跃进”年代的独特银章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后期,正是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岁月。这首歌一度盛行全国,老少皆会颂唱,它记载着“大跃进”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跃进歌”也许已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经济理论依据

1957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是因为他认为1955年以来进行的“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经济建设速度放慢了速度。与此同时,他还阐发了自己的“积极平衡”的经济理论。     

"大跃进"中的古博

古博是河南省修武县古庄村人。1938年7月参加八路军太行南区抗日游击队,193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九旅五十六团南下,后留地方工作,任陂孝县副县长,后任孝感县县长。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孝感地委委员、常委、副专员、地委组织部部长。1957年,他调任中共黄陂县委书记处第一书记。     

我记忆中的“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运动,我正步入青年时代,生活在古城泉州西门外潘山,就读泉州市第二中学,亲历或耳闻目睹了那个年代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     

“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成因浅析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的盛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各地纷纷大刮浮夸风虚报农业产量的背景下,才直接导致了随之而来的各项决策失误甚至三年经济困难的发生,而当前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还亟待加强。本文试图对“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的起因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综合社会群体和个人个体两个角度,探究其发生的具体原因,避免浮夸风的再度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