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重组与1907年英俄中亚协定——英俄协约谈判起因探述

1907年8月,英俄经过1年多的谈判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西藏问题的中亚协定。欧洲因这个谈判的成功而分成了两个对垒的帝国主义集团,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的多极均势变为两极均势。欧洲在这个时期大国会议、谈判、条约何其多,却都没有出现1907年英俄协定之后这样的一种局面。何以英俄解决它们之间的中亚争端会对欧洲均势结构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促成了1904年英法协约业已开始的欧洲国家重组过程呢?它们在中亚跨越两个世纪的大角逐(great game),少说也有80来年且经常支配着两国关系的趋向,①到1906年谈判时中亚问题又在它们两国外交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本文试图从这些问题的视角,探讨英俄协约谈判的起因,即1904—1906年英俄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     

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中国西藏,屡次图谋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而未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列强趁中国政权不稳之机,纷纷趁火打劫。此时,英国再次挑起侵略我西藏的阴谋。1913年中英两国再次就西藏事务开启谈判,中、英、藏三方除了在印度西姆拉开会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亦在北京就西藏相关问题直接展开磋商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民国北京政府和外交官们的努力下以失败而告终。     

试论1885-1887年英土关于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

英国和土耳其关于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①是1885年英俄中亚危机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调整.英首相罗伯特·索尔兹伯里试图从解决埃及问题入手,缓和同土耳其和法国的矛盾,摆脱自己在欧洲的外交孤立.两次谈判英国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对英国中近东政策和19世纪晚期的欧洲同盟政治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抗战时期平津存银问题:中日英三方的角力

从日军占领平津到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一直欲攫夺存放于平津的中、交等银行数千万存银。围绕平津存银问题,中日英展开了角力。日军占领平津并成立联合准备银行,强行将平津存银的一部分作为联合准备银行的现银,并借机封锁天津英租界,压迫英方举行东京谈判,试图攫夺存银。中方前期在孔祥熙主持下,在与英方交涉中采取财政观点;后期蒋介石介入并主导了对平津存银的处置,在外交政治全局的考量下,对英交涉采取强硬立场,有意借平津存银问题激化英日矛盾。在平津存银问题这场中日英三方的角力中,中国虽然在存银上有所损失,但在战略上,中方以防止日英同盟为目标,并在欧战爆发后,逐步使中英日三国关系开始步入了中方,或者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所设想的轨道。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晚清四川卢比始铸时间考订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吞并印度后,为了在军事和经济上攫取更大的利益,又以印度为基地,于光绪十四年 (1888年 )和三十年两次大举武装入侵我国西藏,迫使清政府先后同英方签订了《藏印条约》、《藏印续约》与《拉萨条约》。至此,西藏门户洞开,从亚东经帕里,至江孜和日喀则,英印商人一路畅通无阻,西藏实际上成为英印的自由贸易区。历史上,西藏地区长期处于以物易物的原始自然经济体制下,货币经济相当落后。英人在同西藏地方的商品贸易中,对西藏的经济资源大肆进行廉价的掠夺,主要以西藏的土产、药材、羊毛、牛皮及皮货为…     

雪泥鸿爪 书籍中的印记

书籍在流传过程中,会汇入很多在其面世之时所不曾具备的元素,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在古籍中所见的各种印记,就是最佳的例证。提及印记,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藏印,但这里所要说的,却不单指藏印,而是应包括书籍中所见的一切与流传相关的那些信息。但限于篇幅,题跋、观款等因数量巨大,可以另为专项研究,不列入此文的讨论范围。而藏书铭文印,则以范景中先生已经有所讨论,在此也基本不再赘言了。     

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

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刘新力重庆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从中英新约谈判,到战后香港受降权问题与英国重占港九,许多史书语焉不详。作者根据有关资料对此作一叙述。一中英新约谈判抗战时期,在中国方面的强烈要求下,英美各国不得不...     

清政府的对英政策与琦善的广州外交

广州谈判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国进行的一次重要谈判,也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第一次正式外交活动。无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是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广州谈判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长期以来,这一课题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广州谈判,但没有注意谈判中清政府的对英政策、谈判方针及其与琦善广州外交的关系问题。本文拟从这些方面作一考察,作为引玉之砖。     

1962年《日英通商航海条约》谈判析论

1955年9月,日本正式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英国为首的14国对日援引关贸总协定第35条,拒绝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为同英国签署通商航海条约,获得最惠国待遇,日本与英国展开了长期艰苦的谈判。谈判迁延日久,英国缺乏尽快缔约的动力,日本则缺乏推动缔约的筹码。1950年代末日本政府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决定直接推动了谈判进程。为与英国达成协议,换取英国最惠国待遇及其撤销对日援引第35条的承诺,日本不得不在保护条款与敏感清单这两大问题上做出让步。1962年《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构建了日英经贸关系的稳定框架,扫清了战后日英关系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日英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该条约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但却是在日本做出重大让步的前提下缔结的,日本经济外交在收获了重大胜利的同时,也显露了自身的局限。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