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

在苏精对19世纪传教士中文印刷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旧址和收集保存在当地的一些书籍和资料,进一步探讨19世纪早期马士曼等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所开展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认为马士曼等人于1813年翻译出版的新约圣经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应系近代应用铅活字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而且,塞兰坡的铅活字印刷影响到马礼逊、台约尔等伦敦会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南洋的铅活字印刷活动,两地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近代早期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同时,还探讨了新教在亚洲传播过程中传教与经商、宗教与文化传播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     

《中国丛报》视野下的清代上海

<正>《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19世纪中前期（1832年5月）在华（广州）创办的重要综合性英文丛报（刊），其中有当时在华西人观察中国的一手史料。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为西人所广泛关注。《中国丛报》上便刊登了大量西方人对上海的知识报道，其观察视角和潜在的知识结构体现出19世纪西方现代化进程的鲜明特征。     

影像定格历史 成就大师

西方世界很早就有关于西藏的记述,然而直到17世纪才有传教士首次进入西藏西部的阿里古格王国,关于西藏的真实情况才逐渐点滴外传。当时人们只能通过文字,外加一些手绘图对这个神秘世界进行了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1904年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后,其随行记者沿途不仅用笔,     

十九世纪初西方史学之东渐——从馆藏书《瀛环志略》谈起

《瀛环志略》是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的启蒙读物,同时也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不断向中国渗透的产物。新教传教士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化传播者,由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新教传教士自身知识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排斥及清末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等原因,西方史学的东传之旅十分艰难,但它毕竟拉开东西史学融合的序幕,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李约瑟名字的由来

受到中国人民广泛尊敬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生物化学专家李约瑟博士,于1995年3月逝世了,《香港虎报》发表“评李约瑟博士逝世”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仅有的几个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人士之一,也许就是最近去逝的英国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95岁高龄的李约瑟博士。去世之前他还在积极从事件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的编写工作”。李约瑟博士为什么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如此执著的研究兴趣？因为他发现人类最早的科学基本技术在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汉时期）到公元13世纪（宋元时期）,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水平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为了弄通这个…     

《大宪章》在中国

2015年是《大宪章》发布800周年,英国和西方许多国家都举办过多种纪念活动。《大宪章》在西方被认为是"自由的基石"、"宪政之母",长期受到追捧。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历史,《大宪章》由此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在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人对《大宪章》是如何认识的,如何评价这份中世纪的英国文件,他们如何试图将它与中国的变局联系起来或不联系起来?这是本文追寻的问题。     

林则徐译报：中国人办报的先声

关于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这才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随后,不断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     

关於严复翻译的《马可福音》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翻译家。他结合清末变法实践,翻译介绍的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影响巨大。严复的影响无疑主要是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世俗学者,他和西方基督教的关系如何?这原来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问题。除了早期翻译过友人宓克的《支那教案论》外,一般学者都认为严复和中国基     

海外华文报刊简况

海外华文报刊是在19世纪初出现的。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罗勃特·马礼逊与米恰在中国人梁亚发的协助下,于马来亚的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月刊,这是海外最早的华文报刊。世界上第一份华文日报是1856年12月,来自广东的司徒     

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动物分类知识在华传播

本文以动物分类知识为线索考证了19世纪下半叶在华传教士编撰的多部动物学文献的底本。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诸文献反映了何种发展水平的西方动物科学,并总结了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动物学的特点和规律。本文认为,传教士的动物学文献向中国输入了1859年以前较为先进的西方动物学知识,但对于1859年后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动物分类体系没有任何介绍。传教士长期作为传播西方动物知识的唯一渠道,导致在进化论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分类法没能更早传入中国。     

19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

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偏见,积极引介有关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学知识。他们借助期刊、报纸、考察报告和史学论著,向晚清中国描述了一个足以与中华文明相媲美的古典世界。这个世界不但文治昌明、战功显赫,而且代代相传、长盛不衰,是近世欧洲文明的源头之一。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译介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晚清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心理,推动他们走上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道路。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近代民间礼俗——法国传教士禄是遒对中国婚丧、岁时风俗的书写与研究

近代来华传教士用他者的眼光打量中国社会,在其作品里勾勒出一幅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图景。禄是遒的《中国民间崇拜》是一部较全面描述中国区域民间信仰风俗的巨著,为后世学者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婚丧习俗》《岁时习俗》两卷通过文字和图片详细记载了中国民间社会的婚丧习俗与岁时节日,不少表述已经触及中国民间社会观念的核心特征,并从"异域"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简单却不失水准的分析,为研究近代中国婚丧岁时文化保留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同时,这些记载中折射出的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矛盾与冲突,为理解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想象与建构提供了参考文本。     

19世纪以前的中俄互识

近年来,关于各国的“中国形象”研究进展较快,俄罗斯汉学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便有学者研究这一问题,同一时期西方也有英文作品问世。在俄罗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卢金连载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远东问题》1998年第五期和第六期的《1917年以前俄国的中国形象》,该文详细地剖析了19世纪俄国知识界对中国的认识;之     

对柏格里其人其事的再认识

在19世纪末至201纪初期,作为一名英籍传教士的柏格里,曾经频繁地出没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邻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为传教办学而奔波忙碌。他的足迹深深镶嵌在乌蒙山的群峰沟■中。他的名字至今还为威宁石门坎一带的苗族同胞所铭记。在英国,由于基督教教会的宣传,由于《在本知的中国》、《柏格里日记》等书的相继出版,他也成了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传奇人物。对于这样一位外国传教士。我们的一些同志过去也曾撰文进行评价,其中有的文章比较客观公正,而有的文章却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现在,伴随着有关相格里资料的逐渐增多和充实,柏…     

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读《剑桥中国史》有感

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读《剑桥中国史》有感胡志宏西方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最初是传说式的,中国的丝帛和瓷器早已传到海外,使西方世界为之心向神往。自１３世纪马可波罗亲临中国以后,特别在１６至１８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开始常驻中国,传布西方宗教学说与自然科...     

近代基督教在福建办学的若干特点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撞开古老中国的大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历史地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了许多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自由传教和建立学校的特权。整个近代直至20世纪初,教会教育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国官办教育的重要补充部分。福建的福州、厦门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成为传教士们建教堂、办学校的首选地区。     

明末《几何原本》传播受阻之因

明万历年间(1607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明代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中译本出版。2000余年来,所有初等几何教科书及19世纪以前一切有关初等几何的论著都以《原本》作为依据。然,在明末数学急需补充新鲜血液之际,《原本》却未得以发挥其所长。本文着重从明末传教士来华的历史文化背景,明末中国人的对外观念,传教士采取的传教策略以及明末中国人的数学观等多个方面系统分析《原本》在明末传播受阻的原因。     

魏源的《海国图志》与日本的《海图国志》时代

1860年以前,《海图国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有很大差异,中国反应平淡,日本却形成《海国图志》时代。其主要原因是：《海国图志》虽成书于中国,但主要是借助传教士的世界史地著作这一特殊外部条件,中国国内并未形成与《海国图志》的观念相近的社会群体;日本不仅有学习西方的兰学者群体,儒学者群体的观念也与《海国图志》的现念相近,他们共同促成了《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