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通行宝钞考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在全国实行统一的铜钱流通制度,于洪武元年（1368）颁布洪武通宝钱制,规定除了京城宝源局外,各省均设宝泉局铸造洪武通宝。按照朱元璋的愿望,是准备从此行用铜钱的。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发展。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     

明代铜镜科学考察

通过对部分明代铜镜的科学分析,了解到明代也使用过与战国汉唐成分相近的合金来铸镜;除了锡汞齐外,此时还使用了铅汞齐和铅锡汞齐来开镜或磨镜。     

《〈兼名苑〉辑注》订补

<兼名苑>是唐代僧人释远年编纂的类书.该书汇集事物别名异称,对于名物训诂以及语源学研究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成书不久便遗佚不存,因此国内各种书目文献对<兼名苑>以及作者鲜有记载.<兼名苑>在中日文化交流中被"遣唐使"带回日本,并受到很高的重视.日籍<本草和名>、<倭名类聚抄>以及<医心方>曾多次引用<兼名苑>,之后<兼名苑>在日本也散佚流失了.近年有学者钩沉中日典籍中<兼名苑>佚文,整理为<〈兼名苑〉辑注>一书.本文对书中的注释以及佚文作了补充.     

汉画"玃盗女"图补说——芦山樊敏阙"龙生十子"图辨误

芦山樊敏阙所谓"龙生十子"图,定名不妥.本文作者考察发现该图实为两个不同的题材,左面为"仙界宴饮图",右面为"玃盗女".     

《商颂》为商诗补证

《商颂》究竟是商人诗歌还是春秋宋人作品,这是《诗经》研究中聚讼两千多年的学案.     

补考两方明代墓志

本文对《华夏考古》发表的出土于南京市的两方明代墓(圹)志作了补充考证。谷城郡主圹志的书丹者陈 琏是明代有一定影响的美术家,圹志作为陈琏的石刻作品,系首次面世,其价值自不待言。倪公墓志铭不仅可补证《明 史·陈镐传》的仕履,而且其篆盖者黄谦亦为明代有一定知名度的书法家,殊可珍视。     

清代宾兴礼补论

清代宾兴礼的直接源头是明代宾兴礼。清代宾兴礼既对明代宾兴礼有所继承,同时据很多地方志的记载,清代宾兴礼逐渐演变为专指送别科举考生参加乡试的典礼。彩楼和月宫桥是清代宾兴礼上最为常见的场景布置,而《加官》、《魁星》等原本是戏剧开演前的舞蹈戏则是宾兴礼上常用的优伶表演剧目。由于清代前期地方科举经费预算被大幅度裁减,各地宾兴礼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往往很难如期举行。为此,地方官和乡绅常临时捐资或捐置资产设立基金,以便可以长久举行宾兴礼,这也是清代各地科举考试公益基金大量涌现的重要原因。     

明代“朝班”考述

朝班是朝会的基础,也是官员品秩及尊卑等差的直接体现。明初,朝班专准品级,其后兼隆侍从,又移于权势,改于因循,出现了次序参错,班行混淆的现象。班序的紊乱,直观地反映了政治情势的变迁。本文对明代朝班做了框架式的描述,并且分析了朝班变化的特点以及造成其变化的原因。     

明代武当山志考略

明代是武当山最为鼎盛的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构成一个完整的山志体系,形成一种奇特的山志文化。考察明代武当山志的异同得失,梳理明代武当山志的发展脉络,总结明代武当山志的编纂成就,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是武当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明朝弃置敦煌考略

明初攻取敦煌,后以归附的蒙古王子为指挥使设置了沙州卫,使沙州成了明代的一个羁縻卫所。其后为经营西域,明朝设置关外七卫,敦煌成为明代西陲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由于瓦剌和吐鲁番等部族的侵扰等诸多原因,明朝弃置了整个敦煌地区。本文欲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梳理,力图对明朝弃置敦煌之原因作出分析,并探讨这一过程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明代递运所考论

递运所是明代的驿传机构,有一整套完备的体系,直至明末仍发挥着重要的功效,但尚无相关的专门性研究。本文梳理了递运所制度层面的基本情况与兴废历程。明代创设递运所,意在专司物资运输,但在实际运行中,驿站与递运所的职能区分逐渐模糊,驿、递分离的制度设计被打破。洪武至宣德年间是递运所新设、网络扩张的时期,正统以后趋于稳定,表现为全国性的运输网络。嘉靖以后朝廷开始大量裁并递运所,至万历初年构成了以河南为中心,以供给京师与边镇为主要目标的大区域运输网络。递运所的兴废变化,不仅是朝廷政策调整的结果,也是明王朝关注点的转移与国势的盛衰起伏的反映。     

明代的夜不收军

明代夜不收军制的创制与发展,起于边防、战阵之需要,其实施运行并非因循守旧、一成不变,而是视边防情势变动而不断调整,其分布范围亦因此渐由西北二边推至东南沿海及西南边境,折射出因时变革的精神。史籍中所载夜不收名目繁杂,且执行的任务众多,受此影响,学界多将其界定为刺探与传递情报的哨探或间谍,或是边防中之一般杂役。通过明代边关志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夜不收群体实际上也有区别:直属于镇、卫的夜不收,直接听从本官指挥,主要承担侦察事务,有时也会执行主官临时指令,甚至充当贴身侍卫及充作仪仗队;驻守及巡视墩台的夜不收,遇有敌情,传报腹里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明代官俸制浅析

明代官俸历来有“最薄”之说,而事实上明官员的生活水准并不亚于任何朝代。虽然明初官员薪俸的基准在制定时比较低,且在繁多的折色变化中,官员薪俸是越折越低,但官员职田的颁受及其变迁,迫使明代官员通过占田而谋求收入,从而使明代官员的官俸呈现出基准低、折色变化繁多等特点。     

论明代南京城

明代南京城,城垣走向根据防御需要和地理形势而定,城门的设立以方便出入和商业往来为目的,并由市区、宫城区、沿江军事区三大区域组成。     

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

20世纪30年代,向达从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抄回了两部中国古代航海者所用的"秘本"——《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2008年,两位外国学者在鲍德林图书馆中发现了一幅中国明朝所绘的彩色航海地图,大小约为1.5米×1米。此图原为英国律师     

明代庶吉士考论

庶吉士制度是明代开创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它创立于明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八年正式定名,并于有明一代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庶吉士选拔的对象基本是新科二甲、三甲进士。其考选一般由内阁会同吏部、礼部考试,最后由皇帝定夺。与明代士人为求应试而专习八股文相比,庶吉士学习和考试的范围有所扩大。庶吉士平时的学习和考试状况均有档案,是散馆授官的依据。翰林院官职是庶吉士散馆后的主要流向,其次是在京各种官职,外放为官者人数比较少。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江苏明代墓葬的发现及类型学分析

(一)明代早期的首都位居今江苏南京,历洪武、建文、永乐(1421年前)三朝达54年,使南京一度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朱元璋实际上从1356年即占有南京,1367年拥有江苏全境),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又成为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都所在,仍设有中央百官建置。由此,不少开国功臣、皇亲贵族和文人士子在这里终老,遗留下大量珍贵墓葬。1949年以来,江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十分重视明代墓葬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大体说来,可以把有关工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0—60年代。这一时期,明代贵族墓葬发掘数量较多,…     

明代奴仆与社会

明代前期,政府采取了有限豢养奴仆的政策,限定了奴仆数量的增长和使用范围的扩大。由于地权的集中和赋役负担的不均,自中期后导致了基层社会体系的破坏,大量的自耕农沦为奴仆,从而使奴仆存养现象普遍化。同期由于市镇经济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乡绅及各社会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介入,使奴仆具有多种类型,而各类奴仆的活动多带有时代特征。奴仆可分为勋戚奴仆、缙绅奴仆、文人奴仆和庶民奴仆诸种类型;不同类型奴仆的实际地位和主仆关系表现出较大差异。虽然明代奴仆的最终法定地位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奴仆经济活动方式和范围的变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观念的变动,江浙地区一些地方的奴仆在就学、婚姻等方面已取得了和平民相同或趋近的社会权利,这是明代社会整体变化的必然结果。     

修城“不积极”——明代筑城史的重要一面

从湖广等地的情况来看,有明一代,偏安之地城池迟迟未建、安定时期任其圮坏等"不修城"的情形颇为常见。官民财力匮乏、不利的地形环境、官员因循苟且、舆论习于将修城视为劳民伤财等不利条件限制之下,各地官民修城消极懈怠的状况相当普遍,近乎世风。这种始终无法消除的消极因素对明代的筑城政策及其实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明前期修筑、维护城池主要限于驻军各地,对于其他众多普通州县并未从严要求,以示体恤民情,以免招致民怨;明廷对各地修城频频申令、施压,但收效欠佳;各地往往迫于"寇盗"威胁及上司督责的压力才兴工修城,而前者的作用尤为突出。学者所谓明代"一贯积极、严厉的"筑城政策促成了各地广修城池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切合史实,一些流行已久的相关认识亦有修正、澄清的必要。     

明代茶市研究

茶市是明政府在西北边地设立的与藏族诸部落进行以茶易马活动的地点。设在这一地点上的管理机构称为茶马司,茶市的所有交易活动都是在茶马司安排下完成的,没有茶马司的先期安排,就没有茶市的后期交易,可以说茶市是茶马司的附属物。从表面上看茶市只是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活动,而实际上是明政府对西部边地藏族诸部落进行羁縻政策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起着团结少数民族、巩固边地、加强统一的积极作用,因此具有极浓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是明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本从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研究,试图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茶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