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时人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与批判

晚清时期对古代王朝观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对“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以及“朕即国家“、“国家是君主一家之产业“这两个主要观点之深刻反思和尖锐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主要内容和鲜明标志,又是晚清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地区分厂传统之转变--从赈济饥荒到乡镇自治

本文通过揭示赈灾这样的特殊事件及与“分厂”相关连的地方惯习的变化 ,勾勒出有清至民初嘉定、宝山“分厂”制度的确立和衍化过程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厂董”职能的转化以及传统的乡镇管理模式与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清初救荒活动中划分的以市镇为核心的“厂”的管辖区 ,后来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地方行政区划。至清末民初 ,尽管“厂域”界限纷争不清 ,但该地的地方自治区域还是完全按照原来的“厂域”面积拟定的。     

近代苏南义庄的家族教育

近代苏南义庄普遍重视家族教育,其组织方式主要有三种:自办庄塾,助束脩之资,对求学应考者给予经济补贴和奖励。义庄对受助子弟实行严格的考勤及督查制度,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至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义庄顺应时代变化,扩大助读、施教范围,接受新学制,更新教育内容,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新式义庄家族教育为苏南教育的近代化及这一地区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一定基础,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与慈善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

晚清局所适内忧外患之变局而出现,为平定战乱与善后、筹措赔款的应急措施。成同以后局所膨胀与捐纳、保举泛滥及行政新事务的扩展相交织,形成了由督抚掌控的非正式行政机构,造成了官与差、名义与实权相分离的局面,加剧了吏治腐败与财政困窘。清廷三令五申裁撤而未能显效,客观上削弱了其分权制衡的掌控力。局所泛滥的乱象背后,既隐伏着各级政府对社会变动下既有政体结构与职能如何调整的角力,同时也掩盖了局所在接引新知与发展新兴事业方面曾起过的重要推动作用。丙午官制改革与清理财政,以司道改制的方式归并局所功能,使之纳入职官体制,直省行政由此根本改变。     

认同与批判: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

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得到升华。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各省留学生们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期望本省在民族建国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调查研究本省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以作为自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热。留学生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份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留学生们通过重新评价赋予了地域文化不同的品格,并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等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     

义理与考据之辩——晚清时期宗宋学者对汉学的批判与反思

清代汉学引人注目,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这些成果在论述和评价汉学时,往往以章太炎、梁启超于清末民初所作清代学术史著作为基点,而对晚清时期宗宋学者的论述不甚在意。实际上,由于汉学乃相对于宋学而言,宗宋学者对汉学的评论虽有门户成见,但因处于相同或相近的历史环境,面对共同的社会历史问题,因此在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以及治学理念、原则、方法等方面的看法,自有现代学者不同甚至不及之处。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再论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文学经典问题

文学经典既不是一个现象,也不是一个话语,而是一个命题,尽管命题不可能独自构成为一个学科,但由于命题的范畴观属性从而就会产生文学经典这一命题的学科归属问题。从内在逻辑看,这个归属应当是文学批评这一学科领域,文学经典问题的深入与发展必然取决于文学批评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而这种深入的关键不仅取决于人类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取决于人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性与批判性。     

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

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表现为非法羁押手段长期存在,无限期羁押现象极其普遍,待质人证瘐毙数量极大等特点。导致待质人证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中央与地方相关政策严重脱节,政府权力体系设置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关立法及救济程序缺失等等。清末法制改革前后清政府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却并未能够合理有效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尚书》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这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了《尚书》中“诗言志”的思想;“言以道接”的思想;“辞尚体要”的思想和“察辞于差”的思想。     

晚清华北村落

“村”是乡村中自然形成的基本单位,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本文主要依据方志等地方文献以及西方人士在华旅行的记述,探讨晚清时期(19世纪后半叶)华北地区,主要是直隶省村落的外部形态,认为：北方村落规模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大村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为农事、生活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很多村落在村内、村外掘井、立庙。本文还描述了村落的街巷、房舍结构和道路交通情况,并摹录了一些显示当时村落形态的村图。     

清末台湾的防军

台湾始有防军驻防的时间是在同治五年(1866),此后防军的重要性逐渐超越绿营,成为清末戍台的主力。这些驻台的防军,可以区分为楚军、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他们当中以淮军最为重要,因为在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以后,该部被赋予防卫台湾的重责。防军的驻防,也改变了台湾既有的军队组织。受到影响者包括:台湾绿营、番屯、团练。他们纷纷仿照防军的营制,学习使用洋式武器,甚至领取远比本俸还高的军饷。至于戍台防军,所参与的战争有对内、对外两种。前者的代表性战役是平定光绪十四年(1888)彰化施九缎事件、十三场的原住民战争,以及追捕土匪。后者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牡丹社事件、光绪十至十一年(1884—1885)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中,抵抗日本与法国的入侵。光绪二十一年(1895)台湾的官绅为抗拒《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遂成立台湾民主国,部分防军加入这场战斗,成为他们戍台的最后一役。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介乎國體安危與華夷之辨之間——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態度辨析

本文以發生在萬曆末期南京和崇禎時期福建的兩次有官方背景的天主教事件爲研究對象,將兩次事件中留下的官方文告與同一時期士人反對天主教的文章進行橫比,再以之與前後朝代官方反對民間宗教組織的政策和行爲進行縱比,分析出晚明政府對待外來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基本特點是服從於社會治安管理的需要,當政府認爲其不危害社會時,可以容忍,反之則傾向於加以限制,其中並不包含明確的是否文化異端的考慮。因此,雖然晚明政府對一個團體之社會價值的認定有很大主觀性和偏見,但也不能認爲晚明中國政府習慣於排斥外來文化和宗教。     

清末官僚法律心理的演变与传统礼法制度的消亡

清末礼法制度的消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清末官员在推行礼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态势,即：对宣传推行礼法的厌倦敷衍、对触犯尊卑律例案犯的宽容和对纲常礼教的逆反,从实践的角度揭示了以家族主义和等级伦理为核心的礼法规范功能在清末的削弱情况,从一个侧面分析了清末礼法消亡的必然趋势。     

清季至民国华北的水旱灾害与作物选择

清以来 ,针对华北地区频发的水旱灾害 ,人们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农业措施。相应作物的选择 ,加之不同的抗涝、抗旱技术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北的微观作物布局。水灾环境下 ,选择抗涝性强的作物 ,如水稻、高粱等 ;而干旱环境下 ,则选择抗旱性强的作物 ,如豌豆、甘薯等。总之 ,相关作物的选择种植 ,处处显示出对灾荒环境的适应性     

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怎样影响?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曾出现了改革中文甚至废中文而用万国新语的主张,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当时的国粹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对此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简字”。     

论晚清地缘政治困局

19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东南海疆与北部陆疆一样,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地缘战略上的两难选择、强邻环伺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矛盾交汇的地缘战略区,是严重影响和制约晚清社会变迁的三大地缘政治困局;地理环境和生产力的长时段演进、全球范围内欧洲对亚洲的支配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晚清帝国的边缘化趋势,是三大困局之成因;清王朝之应对失误,为其覆亡埋下祸根。     

清末农会述论

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对于各地农会的相继建立起到了前驱先行的作用。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同时也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她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     

论清末视学

清末视学问题,就视学活动而言,主要包括三级视学、要员视学及海外视学等。三级视学即部视学、省视学、县视学;要员视学包括外国使臣、学务大臣、地方督抚及其他官员;海外视学集中在东南亚爪哇地区,汪凤翔是主要代表。视学章程与管理包括章程本身、视学员的选任及其它内容。视学章程,分由学部、各省制订;视学员的选任,一是差委,二是公举;章程之外,视学管理在具体实施中渐趋细化、明晰,这体现在资格、回避、考核、兼差、任期、奖叙、培训、严惩冒充等。清末视学在地方引发讼案累累,以四川为最,次乃江苏。以身份划分,包括学界、绅界、政界及不明身份者;讼案频仍的原因,一是由于民风健讼,二是视学员触动了地方利益引发不满,三是视学员自身存在问题。视学作为清末教育新政中的一大举措,短短数载,发展迅速,影响巨大,其中的经验教训,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