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刘向校书详析

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是一次长达二十多年的群体性的工作。从搜集到整理书籍,他们作了大量细致的校雠工作。后世乃至今日所见之古书,很多是当时整理的成果。他们整理时是有明确指导思想的,即当时“主流”思潮———儒家的思想。所以,这次大整理,既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既为后世研究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资料,也理所当然地引发出后世的一些辨伪、辨疑工作。     

“扬州书信”所见刘师培《遗书》编纂考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刘少奇的新闻实践与思想

刘少奇在长期从事和领导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中,作出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新闻观点.刘少奇的新闻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尤其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新时期新闻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九歌》作者新考——兼《九歌》非屈原作品补证

与楚墓神系和刘邦所命祀神系比较,《九歌》所祭的十位神灵中,与屈原之实际情况不符的至少有五位,这说明《九歌》这一体系性祭歌并不是屈原的作品。《九歌》与《淮南子》有多处语句相近,从这些相近语句看,《淮南子》影响了《九歌》的创作,《九歌》自然作于《淮南子》之后。在《淮南子》问世和刘向整理《楚辞》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作《九歌》者只有刘安。刘安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九歌》之系列祭歌的复杂性。《九歌》中的谄谀之“妖言”,说明刘安的门客也参与了《九歌》创作。     

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

刘孝标<世说注>的撰著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已有的一些观点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文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所需要的条件出发,结合其生平经历,并综合运用各种材料,得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结论:刘孝标<世说注>的撰著时间当在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至普通二年(521)之间.     

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

作为民国时期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的柳诒徵,其晚年代表作《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文化守旧者之迂,又不像以西法论史学者与传统史学之隔阂,庶几可视为使我们脱开些西方学科理论影响,一窥传统史学堂奥的密钥。而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同时,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纠缠,或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学术的创造性转换,也是我们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刘遗民非"遗民"考

刘程之,号遗民,晋宋问人,晋末弃官归隐。后人往往根据其不仕之事与“遗民”之号,将其理解为易代后出于政治立场与道德自觉不仕新朝的“遗民”。其实,遗民一词的此一义项在晋宋之世尚未确立,刘遗民不过是一位追求山林玄远之趣的隐逸之士。并且,由于刘遗民的历史存在,还产生了“遗民”一词不被广泛注意的另一义项——隐士。     

刘铭传近代化思想剖析

刘铭传在台湾视番民为朝廷赤子;实施新政,提倡以商立国;兴铁路、挖煤矿均取得卓著成绩;首创近代邮政竟早于大陆.因知识局限,终仍袭乃师"官总其纲".     

刘向校书动机发微

先秦时期文献的丰厚积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动乱对典籍流传的破坏,西汉初中期图书文献的增加,以及汉朝的求书、藏书和校书传统,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然而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胡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因此,唯有全面理解刘向校书在学术文化与现实政治上的功能,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成帝下诏校书的实质目的和整体意义.     

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

对于刘师培叛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作了不少分析。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帅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论上的简单比附、随意多变导致了他的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卷入同盟会的纷争,导致他远离了团体和同志;彼此间的龃龉,导致他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离他而去。信仰的力量支撑也崩坍了．这一切,最终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刘师培“失路人”辨析

刘师培叛变革命后有无愧疚心理,学界没有提及。陈奇先生对刘师培（秋怀）诗中“况我失路人”的理解很笼统,且望文生义。考察此一时期刘师培的诗歌、思想,发现“失路人”并非刘对叛变革命的反省、愧疚,更可能是对之前革命行为的悔悟。刘师培此一时期的目标乃是功名与学术,抛弃革命理想,投入个人的研究圈子,励志绍继祖业。端方幕府的生活改变了刘师培,幕主端方及幕僚中的传统士大夫影响刘师培回归到传统治学之中。     

松山坑道大爆破的历史真相:父亲刘栋臣事略

刘栋臣,抗日将士,原中国远征军第8军82师直属工兵连连长,松山坑道大爆破战术方案提出者及实施者,为全歼松山日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刘少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

刘少奇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致力于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民主化的口号;大力宣传培育民主精神;参与建立基本的民主制度,推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系统建立,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倡导民主建设必须以保障人民权利为重点,确保人民民主权利;注意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结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主运行机制,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等。     

经济调整中的刘少奇与陈云

刘少奇和陈云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在瑞金和延安的岁月,而给历史留下最深印记的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工作中。陈云在经济调整的决策和组织领导方面得到刘少奇的信任和支持,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也得到刘少奇的推举和赞赏。特别是刘少奇首倡学习陈云论著,反映了他深远的历史眼光。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宋代流外官制度初探

宋朝流外官制度承因唐制,但与唐朝已有所不同。流外官是指通过铨选考试补正名的京师诸司吏员,其铨选机关是流外铨,隶于吏部。铨选之法与流内铨选相通,铨选对象包括两部分,一是由官吏直接保引,以私名祗役的亲属、子弟,一是州县诸色役人选补至诸司者。流外官任职后,可依例叙理劳考,循资迁补,甚至出职入流,但需要举主保荐,并通过由皇帝主持的引对,且年龄符合规定,方可出职。流外官制度是宋朝官僚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对宋代官冗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刘师培的民族史研究及对蒙文通的影响

晚清时期有关民族问题的大讨论热烈而持久,这种现象,实为政治上“革命”之需要的产物。晚清革命派以民族问题的探讨为欠,吹响了倒清的号角,刘师培正是有力的吹鼓手。刘的民族学研究,既有政治的意蕴,同时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金量,对于现代史学中民族史和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