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初探

鄂尔多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物遗迹众多,其中河套人、鄂尔多斯青铜器、成吉思汗陵等闻名遐迩.长城在鄂尔多斯境内也分布广泛.战国时期的秦昭王长城在达拉特旗、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以及鄂托克旗都有分布;秦始皇长城分布于鄂托克旗和达拉特旗;明代的长城在准格尔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均有分布.     

唐代人物画理论中的历史意识

唐代人物画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这就是贯穿于其中的强烈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主要是通过对绘画起源的考察,从而将绘画发展视为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

在宋代,商业性讲史活动开始出现并日趋兴盛。其主要表现为,讲史身份与讲史目的的商业性。讲史听众与讲听关系的商业性。讲史场所的商业性等。商业性讲史的兴起,是宋代经济发展、都市商业繁荣在史学中的一种反映。宋代商业性讲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是积极的,健康的。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其社会效应是提高了民众的化素质,强化了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     

正统观与宋以后的五代史编纂北大核心CSSCI

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依照何种正统观念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在宋至清长达900余年的时段内,大致有五种不同看法:其一,以五代相续为正统,代表史书有范质《五代通录》、王溥《五代会要》、薛居正监修《五代史》及欧阳修《五代史记》;其二,以梁为伪,五代史应作四代史,虽未有代表性史书问世,然有相关议论如李昉《历代年号》、张燧“朱温不宜入正统”论、宋实颖《黜朱梁纪年论》、华湛恩《〈五代春秋志疑〉自序》;其三,以五代为闰统或无统,代表作有王皞《唐余录》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五代部分;其四,以南唐承唐为正统,代表作为陆游《南唐书》、陈霆《唐余纪传》;其五,以南唐继后唐为正统,代表作为吴非《三唐传国编年》、陈鳣《续唐书》与华长卿《唐宋阳秋》。五种撰史理念,各有依据,传授、疆域、姓氏、道义等诸种因素相杂其间,既展现了传统史学精神的延续不绝和古代学者对于正义矢志不渝的追求,也凸显出正统观之多样化在推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监修国史制度考

唐代监修国史初设于贞观三年 ( 62 9) ,之后遂形成定制 ,直至唐亡。唐代监修国史的职责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负责史书编修工作 ;裁断疑难 ,审正史稿。唐代监修国史制度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历过一些变化。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一相监修制 ,终太宗之世 ,担任监修国史的只有房玄龄一人。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及玄宗开元前期 ,实行的基本上是多相监修制。自玄宗开元后期起以迄唐亡 ,实行的又是一相监修制。唐代监修国史者绝大多数都是宰相 ,但偶尔也有其他人员充任。玄宗以前 ,监修国史之称号恰如其名 ,玄宗至德宗时 ,改称“修国史” ,德宗之后又恢复旧称。     

对《汉书·地理志》的几点认识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同时该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汉书·地理志>堪称历代地理著作之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汉书·地理志>的写作背景、内容及其价值作简要论述.     

赵孟頫《松雪斋集》成书的文化史意义

《松雪斋集》是赵孟頫宦游经历、诗文词赋、书画题跋等文艺作品的汇集,反映着赵孟頫个人诗文的风格特色、书画的艺术传统和历史价值;同时,因为其中凝结着元代诸多文人学者、书画名家的声音,因此又成为展示元代文人生态图景的一个窗口。本文拟从《松雪斋集》成书这一动态过程切入,分析赵孟頫文学创作展开的时代背景,考察参与和推动其创作的社会动因,借以认识赵孟頫文化形象树立的动态过程,以及在文化传播机制下《松雪斋集》的历史价值。     

浅析宋代谶谣中的社会历史

历代都有很多谶谣流传,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带有预言性质的谶谣却常常被视为妖言,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往往被忽视。本文试从宋代谶谣涉及的内容着手来分析谶谣中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历史,并指出一些谶谣的制作原因、背景及影响。以求更客观地看待谶谣的价值。     

秦末汉初北部边界考略

秦朝末年,中原纷扰,匈奴南下与秦界于＂故塞＂,所谓＂故塞＂,即是战国时期修筑的秦昭襄王长城、赵武灵王长城和燕长城。汉兴之后,依然与匈奴以＂故塞＂为界,虽然匈奴屡屡进犯,但由于汉军的顽强抵抗和匈奴民族习性使然,西汉仍能保持这条边界,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此边界才开始向外拓展。辽东一地较为特殊,其地退守＂故塞＂...     

王鹗与元代金史撰述

在元代所修宋、辽、金三史中,《金史》颇为学者所赞赏,这与元初名臣王鹗的艰辛努力密切相关。王鹗不但是元代金史纂修的倡导者与开启者,而且所撰写的《汝南遗事》一书与所辑集的金代史事,为金史的撰述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他的史学活动为元末《金史》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清朝法制史概论

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 ,不仅其经济超越了前代 ,在法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对清朝法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发展阶段与特点作了详尽的阐述 ,论述了清朝法制发展从兴起、成熟到衰亡的过程。     

元代类书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

元代类书是元人采摭当时或前代文献重新编排而成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元代类书还收载了蒙古字体、译语以及元代避讳用语等内容,保存了元代语言文字的一些珍贵记录,而其中有关元代宗教艺术方面的内容亦为难得。凡此皆可说明元代类书对于元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清史研究与政治

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政治对于学术研究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它可以创造条件进行有限度的学术研究;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走向伪科学。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提法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