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不同为何叫“相左”

“左”和“右”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相异的地方,比如,通常情况下,人的左右手灵活程度大不相同：右手灵活机巧,适于从事担当多种任务;而左手较为笨拙,具有很多不便之处。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考虑到“右”方便,而“左”不便的因素,于是古人就用“右”来表示帮助、偏袒。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官话”连篇

如果把幸福二字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幸”字是“土”和“钱”的构成,“福”则包含“衣”、“口”、“田”,这样看来,幸福是指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家里的人丰衣足食,有房住、有田耕、有钱花。这是广州市长万庆良对“幸福”二字的新解。     

陆正亚“右派”案件平反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个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演示实验提出正确见解的青年教师,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却被打成“极右分子”,但值得庆幸也令人称奇的是,在极左的“化大革命”中,他却获得了平反。这就是原安徽省政协六、七届委员、合肥工业大学物理学教授陆正亚的遭遇。这期间的是是非非、曲曲折折,回忆起来,不能不使人啼笑皆非、发人深省!     

从“杂空”到“跳菜”

彝族的婚俗,既有共同性,又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他们婚俗中神秘的一面,就表现在地域色彩上。彝族的青年男女,一般是在火把节、赶山节等彝族传统节日相互认识,然后通过串寨、对歌等活动相互交往,发展爱情。彝族姑娘和小伙,从相互了解到谈情说爱,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待双方情投意合时,就会先“私定终身”,然后才请媒人,正式定亲。彝族婚俗中,有不少神秘的因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是“杂空”,二是“跳菜”。“杂空”是流行于凉山一带彝族中的婚俗。“杂空”是彝语,译成汉语就是绝食。婚期来临时,新娘就开始“杂空”。在“杂空”期内,不…     

回忆“文革”中的两件事

“反右”斗争之前,我在合肥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兼民革支部主委,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革”一爆发,我又被“打翻在地”,其后的遭遇,一言难尽。“革”结束后,我的“右     

宪法中关于“国体”提法的变化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一个国家的宪法,最重要的是体现国家体制的性质。 早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国体的性质,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实行“新民主义宪政”。这一思想具体地体现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新中国建立前,毛在《论联合政     

“‘左’比右好”述评

“左”右错误的干扰和影响,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在今天,既存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右”的干扰,又存在着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改革开放的“左”的僵化思想干扰。为了坚持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思想理论上及时排除“左”右干扰,尤其“左”的干扰,特写此文,以示浅见。长期以来,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存在着“‘左’比右好”的思想和论调。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好心要革命,右是存心反革命;     

邓小平正确认识与纠正“左”右错误倾向的三个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正确认识与纠正“左”右错误倾向,使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未受干扰。邓小平正确认识与纠正“左”右错误倾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前的反“左”为主、反“左”防右阶段。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党中央工作     

在“门”的背后

夜,两扇柴门半掩着,一束月光,悄悄的从门缝间射入门内。这一幅场景表达的是什么？古人说就是“门缝”啊,然后用一个字（符号）“间”来指代。“间”初生时,是被写成像画一般的“晶”,其形就像月光从两扇门中透入。后来篆文将月移到门中,遂变为陨,再后来,改月为日,又至简体,就成我们今天看见的“间”了。     

“王八蛋”的故事

本文有些伤国人的脸面。然而所谓“国骂”自上世纪有人指出并希图加以纠正至今,收效甚微。何时这类“国骂”杜绝于国人之口,“语言美”不用提倡也就实现了。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大学“炼钢铁”

这是一张民间收藏的普通照片,摄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它反映的是当时吉林大学在响应号召“大炼钢铁”的过程中,校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中间带口罩者)、副校长佟冬(中间挥手者)等人视察炼铁工地的场景。画面虽小,但它很容易把人带回那个“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     

不须读出的“一”

古钱文字的释读,往往有一个渐趋合理的过程。 先秦圜钱中有一品种,一般认为是秦国所铸。旧读“重一两十二铢”、“重一两十四铢”（图1、2）,然而有两个问题。一是“二”、“四”与“珠”之间均有一横画,读为“一”则不可通,于是只好跳过不读：二是即使假设其为砝码．形制上固然奇怪,实物的重量亦似出入不定。     

他们都没犯“偶语罪”

何满子有一篇文章《朱元璋惩“偶语”》。(见《五杂侃》)文中说：“朱元璋不但以文章罪人,也实行秦始皇的‘偶语者弃市’的苛政”。他先举一个例子：朱皇帝微行京都,听见一位老妇人“密呼”他为“老头子”,于是就龙颜大怒,“即令籍没民家甚众”,罪名是犯了“偶语罪”。为了提高读者对偶语罪的识别能力,何先生又举了两个例子,虽与朱元璋无关,但却都罪涉“偶语”。     

历经风云的民国新疆“长命百岁·反帝青年”金质花钱

1999年春节刚过不久,我在乌鲁木齐市一文物商店意外见到一枚金质花钱,正面楷书文字内容为“长命百岁”,穿口左、右外廓各有一枚打压戳印文字,内容分别为“阿金”、“同兴”。背面楷书文字内容为“反帝青年”。     

乾隆“阿大”——一枚奇异的阿克苏乾隆红钱

笔者在1999年于玛纳斯从一维民手中购得一串红钱(约百枚),其中有一枚乾隆钱甚为奇异。其钱如图(见封三)所示,重4．12g．面文“乾隆通宝”“乾”字长扁“日”,“乾隆”二字大而宽,“通宝”二字小而长。背文,穿左满文“阿克苏”,穿右5点维文“阿克苏”,穿上有一“阿”字,奇就奇在穿下是一“大”字,“大”字左撇连缘,右捺连缘,左撇右捺,“大”气十足。     

“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     

华夏论坛：从“过大寿”说“孝道”

1996年的某日,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的门楼张村,发生了一件轰动乡里的“寿星过大寿”的大事。老寿星孙静,当年95岁,可谓乡里的最高寿者。她的一生经历了大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也几乎与20世纪齐头并进。老人家一生辛劳,养育了五子一女;如今已四世同堂,花团锦簇的足有50多口。     

卜辞所见“殷人尚右”观念考

古文献中有所谓“殷人尚右”一说,证之以殷墟甲骨卜辞,洵非虚语。卜辞中,军事武装编制往往以“右、中、左”为序,或先“右”后“左”而言;卜辞中“左”“右”二字并列的辞例,往往作“右左”而非“左右”,这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只称“左右”的情况迥异;卜辞反映的商代占卜制度,也多有以“右卜”为重为用的倾向;卜辞中有“右宗”一词,为隆重祭祀早期先公而祈求降雨的特殊宗庙,在商代宗庙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体现在商代官制中,卜辞隆重祭祀“右相”伊尹,其地位明显高于“左相”仲虺,“右尹”、“右保”、“右史”等官职屡见而左官杳然;卜辞中有“大学”、“右学”而不见“小学”与“左学”,也可证文献中大学称“右学”、小学称“左学”的贵右贱左观念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