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生涯

一当年由我执笔,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书,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那时认为自己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我干嘛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     

参加中共“八大”翻译忆思

1956年7月底,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完三年级,刚从山东《大众日报》社实习三个月回到学校。复旦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到宿舍找我,要我马上带简单行装上北京。这位同志没有跟我讲到北京去干什么,只告诉我车子已在宿舍门口等我,要我立即出发。在车上组织部的同志才简要告诉我说,党中央急需印尼语翻译人员参加即     

与书无缘的日子

凤凰读书俱乐部要编一本众人同谈一个主题的书：《我的书缘》,主编董宁文先生来信要我也写一篇。但不知为何,在我脑子里跳出来的题目,却是《与书无缘的日子》。这并非故意要唱反调,实乃条件反射之故也。 我从四岁起跟着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学校里混日子,不知不觉间成了小学生;接着是读中学、进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退休后仍住在学校的宿舍     

沈醉向丁玲请罪

1983年秋天,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气氛热烈,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正在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组长丁玲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由自己的命运,又讲到另一个人的命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此话一出,屋里顿时一阵骚动,有人轻声议论,有人则把目光投向一侧的政协委员沈醉。丁玲接着     

人间真情伴我走过艰难岁月

<正>我陷入了彻底的孤独1966年，我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初中学生。4月16日，《北京日报》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为标题发表大批判文章后，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构建《华都》的思考

1990年秋天,我由贵州调回上海以后,一直在考虑要写一本描摹上海现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之前,我写过一些和上海有关的小说,比如八十年代我写的中篇小说《发生在霍家的事》;也曾改编电视连续剧的《家教》;反映文化大革命初期市井生活的《恐怖的飓风》。这些作品虽然都先后发表、出版了,后来也被我收进了十卷本的《叶辛文集》,但是它们的影响始终不如我同一时期创作的《蹉跎岁月》和《孽债》。     

陆文夫的黑色幽默

正近读1999年6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书信集珍》,见内有著名作家陆文夫1984年3月10日复《收获》杂志、他的中篇佳作《美食家》的责任编辑郭卓的一封短信。读毕,不由使我对我的这位私淑老师愈发钦佩。短信中,吾师对《中篇小说选刊》向他约稿时的态度,动了肝火。信曰:"还有一个凑热闹的《中篇小说选刊》,要转载《美食家》。你转载好了。可是一定要我写一篇创作体会的文章附在小说的后面。这种体会我怎么写?我自己     

偷来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香——让诗歌仿写在细读中提升

<正>【教材原题】参照本单元学过的任意一首诗,自己仿作一首。如模仿《我爱这土地》《乡愁》,创作一首同题诗歌;模仿《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我看》,以《你是_____》或《我看》为题,创作一首表达形式相近的诗歌。仿写是根据一篇或几篇例文的立意、选材、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有目的地进行模仿。小学课文中讲到的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模仿庾信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从模仿到创作,是我们写作的必经过程。     

我跟《旅游》说再见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这本《旅游》写卷首语。 记得前几天为这期杂志签版时,我一点没有觉得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只是在最后看了一眼签版日期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的工作要告一段落了。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纵览投稿小记

正半年前,我将我写的旅游文稿给一位在旅途中结识,共同经历过收获与喜悦的老哥看。他说,既然写了,要投稿就投《旅游纵览》吧。我说,别开玩笑了,《旅游纵览》啊,哪是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敢问津的。老哥说,你行的。     

在国民党县政府前的一次示威

1948年,我在湘潭中学读初一,正撞上学校举行一系列校庆活动。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我写了《我最尊敬的长辈》一文,记述了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主持集资在湘潭县城文庙前学坪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水有源，树有根——《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序

<正>洋洋大观的《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2本即将出版。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承担的2018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戏曲前海学派学术史整理与研究"的课题成果。丛书的出版要有个序,这个序,本该像第一辑一样,由汉城老写—我不配,没资格。请示了汉城老,他执意要我写。我很惶恐,只好硬着头皮,勉为其难。2018年7月,组织安排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我意识到,这或许是我工作生涯的最后一站了。人生不易,要在意想不到的环境和时代里漫游。     

黔东南州四部县志点评

黔东南州的县志编纂工作,由于领导重视,编纂人员的努力,进展比较迅速。继1989年《黎平县志》出版发行以后,1992年又有《麻江县志》、《镇远县志》、《雷山县志》三部县志先后问世。由于本人在黔东南州工作期间,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负责过志书编纂方面的工作,参加过这四部书中的三部志书的审稿会。因此,黔东南州志办负责同志专程约我对四部县志作点评。盛情难却,只能遵其所嘱,勉为其难,见笑于各位修志的行家里手。《序》写在卷首,但是,往往是最后才写就。一篇好的序会对全书添色不少。为什么有人写了一本书,编了一本书,要请闻…     

再见了,我的长发

以《再见了,我的——》或《信任》为题,写一篇600字左右的文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我安静地坐在理发店的皮椅上,面对着大大的镜子,望着镜中的自已。我要对及肩的长发说“再     

为都匀市祝福（外一篇）

2001年7月我从北京出发到贵州黔南州都匀市,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中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会上,中共都匀市委市政府,向到会各位市长和其他嘉宾提出,准备编辑《百城嘉宾话都匀》一书的设想,并向全体莅会代表征稿。我正好有一些话想说,打算应征写一篇《为都匀市祝福》。会后,我去黔南州的荔波。我去荔波,是因为早就知道“荔波风景天下奇”,作为“旅游学人”的我不会错过看看这一旅游胜地的机会。到了荔波听了王永波副县长介绍这个县的情况之后,我又想写一篇《初访荔波》。在我已经决定写这两篇文章,正想动笔的时候,邮差送来《文史天地》杂志社吴世祥同志寄来的约稿信。信写得非常客气,要我对贵州省进行一点“文化扶贫”。这么说我担当不起。但是这封信还是使我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写的那两篇文章,拿出来给《文史天地》杂志编辑部。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并非“补行”

1999年11月3日《中山大学校报（七十五周年校庆特刊）》,刊登易汉文所写《中山大学校庆日是如何确定的》一文,在引用《广州日报》1956年11月8日发表的许崇清校长写的《我所认识的孙中山先生》一文的一段话后写道：“因此,学校就决定11月11日补行成立典礼,并把这一天定为校庆日。”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抹不掉的记忆》序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老友晚年出书,要我写序,尽管我年届八六,手脑不灵,执笔困难,还是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     

读有关康生的两篇文章所想到的

由于我正在写《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其中要专门写一节《康生其人和他在整风抢救中的作用》,所以老友曾彦修先后送来刊载有关康生文章的两期《文史精华》。一是2002年第6期刘明钢的《康生与延安“抢救运动”的起因》,他批注了文中一些错误(因为我们两人都经历了当年各自单位运动的全过程);二是2002年第10期,登有与我同名的作者的《康生一生中的三次政治投机》。曾彦修除指出一     

我为什么要去远方

正景还是那个景,点还是那个点,怎么写出你心中的风景,这是难题。所以后来我在旅行写的诗,基本都不是写景点本身的,而是写一种相关的心情,就如这一首《我为什么要去远方》。前些天,我在电脑上找到了一首自己的诗,大约写于十年前,题目叫"我为什么要去远方"——诱惑无处不在/如同沙漠上突然出现一棵胡杨/你很想走近它/走近又会有小小的失望/我们的生活也许就这样/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要去远方/为什么为什么/痛苦是自找的/为什么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