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辛杂识》人名标校辨证

《癸辛杂识》人名标校辨证陈明洁宋人周密所著《癸辛杂识》，至明代毛晋刻入《津逮秘书》，始以全帙面世。中华书局于１９８８年出版点校本，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由于此书曾经历代辗转传抄，不仅文字上“鱼鲁亥豕之讹难以枚举”（钱大昕语），而且所记内容亦多有与...     

吕祖谦《宋文鉴》的题跋选文及其个人的题跋文创作

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一书,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不但具有“存一代文献”的文学史料价值,更在具体的选文之中增入了多种新兴文体。题跋文能够于《宋文鉴》中单独立目,录文选篇,这在题跋文体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宋文鉴》的题跋选文,为后世题跋文体的理论总结与创作实践,提供了经典的范本与模型。吕祖谦本人创作的题跋文数量虽然不是很多,却有力的支撑起了其对两宋题跋文体的理性认识。正是因为有着具体的创作实践,使得吕祖谦的题跋选文全面且丰富,也正是因为有着题跋选文的编辑实践,使得吕祖谦的题跋文创作达到“衔华佩实”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境界。     

《搜神记》校正

旧题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深受世人喜爱.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先生的校注本(下简称“汪本”),影响最大.此书以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做了大量的考源钩沉工作,又补辑了34条,是最为通行的读本,各种《搜神记》选译本、小说注译本多以该书为据.岳麓书社1989年又出版了钱振民先生的校点本(下简称“钱本”),系以毛晋的《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参校众书,并编“主题索引”以代“目录”,正文之后附“人(神)名索引”、“图籍索引”、“重言索引”等,也不失为一种便利的读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月又推出黄涤明先生的注译《搜神记全译》,该书亦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以《学津讨原》本,并参考了汪绍楹先生的校注等.该书注释简明、译文流畅,特别是魏晋常语的翻译把握较好,可称为兼具通俗性、资料性和学术性的好书.     

《搜神记》校点勘误

晋代干宝之《搜神记》,是我国古典名著,如今甚为畅销.现通行之校点本有二;一为中华书局1979年9月出版的汪绍楹校注本(到1985年已印三次,共316500册).一为岳麓书社1989年7月出版的钱振民校点本(1989年7月印12500册).前者“以《学津讨原》本为底本”(见该书《出版说明》),后者“以明末《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以《学津讨原》本参校,亦酌取汪绍楹先生校注本之长”(见该书《前言·附记》).今复取《津逮秘书》本(即明代胡震亨、毛晋同订的《津逮秘书》第十乙集中的《搜神记》,汲古阁藏版)与《学津讨原》本(即清代张海鹏校正的《学津讨原》第十六集中的《搜神记》,琴川张氏藏版)及有关典籍校读一过,发现汪校本、钱校本之文字皆有失误.其误虽不多,却亦值得刊正.特别是汪校本,印数既多,且为中华书局版,甚有权威,故贻误更甚,其勘误实刻不容缓.例如:     

宋代两种求阙书目成书先后考

宋代书目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可惜元明以后大都渐趋亡佚,至清初,《四库全书总目》已称“宋人官私书目存于今者四家”。清人治学,十分重视目录学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于辑考来代书目用力尤勤。其中,清道光年间徐松辑编《四库阙书目》,光绪末年叶德辉考证《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以下省称《秘目》）,使得这两种宋代求闭书目为学人所周知。这对研究宋代的国家藏书和编目情况,尤其是求阔书目的编制,是极有意义的。但是,由于宋代原始文献对其编撰情况的记载比较模糊,两种求闭书目的流传也并不广泛,尤其是徐松所辑《…     

黄丕烈、陈鳣校跋的汲古阁本《周易集解》考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善本中,有一种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该书有清陈鳣、黄丕烈、吴骞等人多处批校题跋,又经过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钱镜塘收藏、研究和手批,堪称珍本。《周易集解》自成书以来,卷数、版本众说纷纭,其中以十卷本和十七卷本两说相持不下。毛氏自己收藏有宋刻本和影宋抄本十卷本《周易集解》,按理毛氏应用此为底本刻书,但是事实上,汲古阁所刻印的《周易集解》却有不同卷数的几种版本,且与其收藏的版本关系错综复杂。本文通过研究此浙博藏本及其上诸多跋文,论证分析《周易集解》版本流传之本来面貌。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隐湖倡和诗》述略

毛晋(1599-1659)是明末清初常熟地区的著名藏书家兼出版家.有关毛晋的交游及创作研究,以往所据的主要资料有二种:一是毛晋亲自所编的四种诗集,即《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及《野外诗》,收入民国初丁祖荫所辑《虞山丛刻》(以下分别简称为《和古》、《和今》、《和友》、《野外》,或合称为"自选集")①;二为《以介编》,亦收入《虞山丛刻》②,此编收毛晋六十岁时朋友所赠祝寿诗词,由他的四位后辈张宗芝、王沩、王右维、冯英等分别编成.     

王献唐旧藏《中说》题跋考辨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有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王献唐题跋本《中说》一书,书中题跋未收入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正续编,题跋记述了是书的递藏情况并对其真伪有所辨析,但题跋中王献唐称此书为“元书坊刻本”,与《名录》公布之“明刻本”不同,通过对王献唐题跋的详细考辨,与前修书目所著录以及现存于世诸多版本的比对,确定此书...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三)——两宋公私书目中的地理学

古代地理学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因此对它的考察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采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尝试着在两宋公私书目的基础上,复原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景观"。我们发现,宋人对地理学的观念性规定沿着疆域地理的路径前进。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山海经》所代表的古代地理学传统开始逐渐被有意识地淡化。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南宋初年,郑樵对地理学所做的分类,构成了一幅两宋之际,具有浓郁学科意识(专门之学)的地理学景观。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地理书"在两宋时期,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没有被独占,而是被相宅兆类著述以不同的形式所"分享"。     

《墨经》的作者问题及诸本之比勘

本文主要探讨《墨经》的作者、版本问题及其文化史意义。《墨经》的作者应为宋人晁季一(字贯之)而非晁说之。《墨经》的写作相对于宋代晁氏“大家之风流”可谓别开生面。楝亭藏本扬州诗局重刊本《墨经》为活字版,系曹寅奉康熙御旨刊行《全唐诗》时的副产品。以楝亭藏本扬州诗局重刊本《墨经》与四库全书本《墨经》对校,兼参《津逮秘书》、《夷门广牍》、《学津讨原》诸本进行比勘发现,诸本都存在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墨经》校对不够精审,存在漏抄的较大疏失。两江总督采进本与楝亭家藏本没有直接关系。     

《全元文》所录碑刻资料勘误举例

针对《全元文》在版本选择和点校中的疏失,通过重核拓本,并利用其它来源图录比对,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全元文》所辑碑刻录文进行全面订补,纠正其中十二篇之缺漏134例,以供学界及《全元文》整理者参考。     

《秘册汇函》考

《秘册汇函》成书于明万历间,为海盐胡震亨等编纂。全书尚未刊竟,即遇火板毁,残板复并入《津逮秘书》,历来为藏家推重,但因原本流传不广,尚存留诸多疑问。本文就撰人、编纂始末和版本源流三个方面对它进行了考订。     

宋人冯京、王遇等佚诗文辑考

姚勉《雪坡集》存北宋冯京诗,陈光亨等《(光绪)兴国州志》存南宋张釜、陶去泰、陈海增诗及焦抑词,廖行之《省斋集》卷末存南宋王遇、王迈文,这些宋人诗、词、文均不被《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所录,甚为珍贵,本文辑出且略加考证.     

《子思》的流传及辑本

子思学派是介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家派别,但体现其主要思想之著述——《子思》却亡佚了.本文首先对《子思》之结集、流传与亡佚情况作了梳理,认为《子思》最初结集时称《中庸》,流传过程中或称《子思》,或称《子思子》,这表明它们的史料来源是各不相同的.其次,对现存《子思》的七个辑本作了对比研究,发现诸辑本各有优劣,皆非善本.最后,认为有必要对《子思》进行重辑,并提出了重辑《子思》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敦煌印沙佛文与燃灯文校录补正

王三庆、王雅仪先生联名撰写的文章《敦煌文献印沙佛文的整理研究》将印沙佛事的研究向前作了推进,但是文末所附的"印沙佛文本"和"《燃灯文》文本"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试对两位先生整理的录文进行校勘,希望能利于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草堂诗余》的编者

《草堂诗余》是宋人编选的一部词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九考证,此书出现在南宋庆元年间以前.它对元明词坛影响极大.然而,今通行的本子,署名则颇为混乱:有署名"宋武陵逸史辑"的,有署名"宋何士信辑"的,有署"宋何士信辑,顾从敬编次"的,有署名"宋武陵逸史辑,明顾从敬编次"的,有的则说明"不著编撰者名字".不一而足,其中不少是错误署名,不可不加辨析.     

古代“语”文体的起源与发展——上博简《曹沫之陈》篇题的启示

"语"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文体,它出于实录,最早出自史官的"记言",是早于"六经"而出现的。长时期内,"语"文体发展并不成熟,一直到《国语》的结集成书,"语"作为一种文体才完备起来。《国语》主要记君臣之政治得失,这种取向对后代影响很大,形成正史中的"国语家"。"语"在发展分化中,实录性质有所减弱,多少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意志。诸子书最初多采用"语"体,被称为"百家语"。先秦时期,对文体的界定相当模糊,在"语"这个宽泛的文体里,可以说,"谚语"、"俗语"是其剪裁,"事语"是其流变。近年面世的上博简《曹沫之陈》竹书对于我们认识"语"文体很有启发意义。作为篇题的"陈"字,应该如本字读,不必假"陈"为"阵",以牵强于军阵之意。题为《曹沫之陈》,正是曹沫陈述之语的意思。《曹沫之陈》见证了古代"语"文体的发展演变,是早期"语"文体的一个实例。     

影印巾箱本《琵琶记》俞平伯、周作人题跋释录

被誉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广受欢迎,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版本和研究文献。兰州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部罗纹纸印制的《琵琶记》,系民国时期依据属于元本系统的《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影印,由于是俞平伯和周作人两位文化名人收藏、鉴赏的题跋本,并钤拓两人各自印鉴,从而为本书增加了不小的价值。该本初为周作人所收藏,嗣后出借于俞平伯,俞氏在书末题写了跋语,并另纸撰写了校记。原书归还后,周氏也在书中作了题跋,并决意将本书赠予俞氏供其研究;相关情况具见题跋之中。本文在对两篇题跋进行录文的基础上,对两跋内容及各相关背景进行了必要的阐释,旨在为学界提供新的学术资料。     

王士禛佚跋一则

王士禛是清代前期诗坛的盟主,也是当时知名的藏书家.他对于经手之书,常写有题跋,加以评骘或考订.清人刘坚曾辑有《渔洋书籍跋尾》(《啸园丛书》本),近人陈乃乾又有《重辑渔洋书跋》(中华书局1958年版),今人王绍曾、杜泽逊在此基础上,将纂辑范围扩展至王氏文集、笔记,以至诸家簿录,汇为《渔洋读书记》一书(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所得读书评跋多达六百四十篇,数量可称富赡.     

关于宋修国史的几个问题

宋朝国史,系指在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诸书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本朝纪传体正史。它为宋人私家修史所广泛取材,也是元代据以修纂《宋史》的底本。弄清宋修国史的始末经过,对于研治两宋历史、特别是正确认识《宋史》诸书的史料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葛兆光同志尝撰《宋官修国史考》一文(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葛文”,于此做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工作。然葛文于史料发掘或有未尽,所论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就以下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正于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