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献疑

杨伯峻先生在广泛征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左传》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与解读,这使《春秋左传注》在《左传》的注释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后人研究、阅读《左传》提供了便利。但全文仍偶有可商、可补之处。学者对于《春秋左传注》的商榷多关注于疑难字词,却忽略了《春秋左传注》在某些常见词的释义上存在的问题。借助于语法知识、古书行文、古人注释等,我们对其中的部分词进行了重新解读。希望有助于《左传》的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六则

<正>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为注《左传》经典之著。然而宏篇伟帙,难免有疏漏、舛误,《注》中涉礼之文,尚有商榷之处。一桓公五年《传》:"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杨先生《注》云:"雩,祈雨之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页)《说文》云:"雩,以祈甘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1012页)杨先生释雩为祈雨之祭,不误,但不确切。确切地讲,此雩为祈谷礼,亦是郊天之礼。"龙见而雩"者,杜注云:"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建巳之月为夏四月,即今农历四月,此时阳气上达于地,农作物正生长旺盛之时,需甘霖滋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关于《春秋左传注》的几个问题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下称杨注）解决了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多所创见,可称为一部博大精深的集大成之作。但金无足赤,个别地方似可再商。现就杨注中关于“柔”、“报”婚的问题略加分疏,向杨先生并海内同好请教。 《左传·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右公子。” 杨注:“上淫曰烝。宣公为庄公子,桓公弟……夷姜或是庄公妾,为宣公庶母。宣公与夷姜通奸,必在庄公或桓公时,故《传》文以初字别之。宣公既立,乃立夷姜为夫人。故《卫世家》云:‘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伋子（即急子）,以为太子。’宋人洪迈《容斋五笔》误认宣公与夷姜之通奸在宣公既立之后,因而怀疑此事,不可信。” 按:此为《左传》所载“烝”婚之首次。杨注以“宣公与夷姜通奸”释“卫宣公烝     

《春秋左传注》勘误四则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大醇小疵,本文谨就该书桓公二年、闵公二年、文公十八年以及 宣公四年的相关注文提出不同见解。     

《春秋左传注》释义商榷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研究《左传》的重要著作。但此书在词语的释义上有些内容仍值得商榷。现借助于语法、《左传》的行文、古注等内容对此书中的7处释义可商处提出新的见解,希望有助于《左传》的释义与研究。     

《春秋左传注》勘误一则

<正>《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时,"驹伯"之称首见于史册。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认为这个"驹伯"是郤克之子郤锜的名号,"杜注以驹伯即郤克,     

《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

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合并经传而为笺注,征引淹博,考辨缜密精当,胜义层见迭出。在校勘和注释中,作者探赜索隐,多发前人之未审,成就很高,堪称当今《春秋左传》研究之巨擘。《左传》之为经典,古来研治者众矣,而歧说悬疑益多矣,《春秋左传注》犹不免白圭之玷...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左氏功臣朴学佳作——评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

《左传》研究,自秦汉以来,历千年而有余,名家名作,群星辉映,隋唐之后,列名科考,四民诵习,流布众口,其影响更是远非学林一域所能涵盖。古代文史典故多有源出此书者,成语、笑话、谣谚亦多有与此书相关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本“基因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可以垫底的书。但全书十数万言,煌煌巨著,科举时代即被列为大经,加之内中牵涉层面极为广泛,研读不易,世人多视为畏途。近现代以来,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研究

本文选择章太炎经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春秋》《左传》研究进行论述。章氏对《春秋》《左传》的研究基本上以论述《春秋》《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 ,以批驳公羊学派的《左传》作伪说为皈依。他从史学角度论证《春秋》为经史一体 ,《左传》信而可考 ,论证《春秋》三传的关系 ,论证《春秋》《左传》笔法、体例、行文的不同之处等 ,从论据到论点均有精彩、可取之处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春秋》与《左传》中所见的狄

在《春秋》、《左传》中,狄是从僖公33年分为长狄、赤狄、白狄、鲜虞等不同称呼的,这是这些分支强大的标志、狄与中原的战争开始是伐邢、卫、鲁、齐、晋等各国,其后主要是晋对狄的战争,分为灭赤狄、战白狄和伐鲜虞、中山（鲜虞人在春秋后期建立的国家）三个阶段。书中记载的狄人活动范围由他们征伐的中原各国变成了狄的本土,长狄和赤狄在长治附近,白狄在陕西和山西的黄河两岸,鲜虞在石家庄至保定一线。"戎狄"这一称谓往往是在议论这群人的特征时用的,在记叙他们与诸夏各国的战事时,"戎""狄"分界清晰,所以"戎狄"与"狄"是泛指和特指之别。狄人过着粗放农业的定居生活,而非游牧。他们在装束和价值观方面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并可得到考古上的证实。本文以同时代的第一手史料和全面的梳理为基础来阐述这一问题。     

《左传》杜注对句法现象的揭示

以往研究杜注的学者,大都注重他的名物故训,这无疑是必要而正确的,但是研究若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名物故训之外,杜注中还有一部分极易为人忽视然而却又极有学术价值的阐发,那就是对古汉语句法现象的揭示。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认真加以整理,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是极为有益的。本文下面将分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条述。     

《春秋》、《左传》记事的迄止年代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断代编年史,相传是孔子依据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史料(即所谓“鲁春秋”)编写而成的.它以鲁国的十二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世系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中一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史实.由于它语言简要而又字含褒贬,所以自从它问世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解释它、补充它的     

据清华简《系年》辨正《左传》杜注二例

晋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极为重要的古注。然因时代以及材料的限制,其中的某些注释也不可避免存在不当甚至谬误之处。根据最新公布的清华简《系年》篇提供的史学新材料,可以订正《左传》杜注"上淫曰烝"、"杀犬示闲暇"两条注语的偏差之处。     

《左传》中所见春秋式的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不同于战国及以后的战争,"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作为刑罚的一种,春秋时期的战争多不以多杀伤、多斩首为目的,多以维护礼乐制度为本,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礼"影响着社会各个方面。随着社会的演进,后来的战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贵族的时代终结了,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左传》等史籍中一窥春秋战争的端倪。     

《春秋左传注》蔡“邓”、楚“邓”辨析

春秋时期,以邓命名的地区概有2个:一个是蔡国邓地(简称蔡"邓"),一个是楚国邓县(即古邓国,简称楚"邓")。《左传》鲁成公九年(前582年)载:"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关于此条记载,杨伯峻指出郑、楚两国相会之邓为楚"邓"。但通过对蔡"邓"、楚"邓"地望的准确界定,并结合对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霸形势及楚国会盟人员公子成身份的详细分析,可以断定杨伯峻的考释有误,鲁成公九年郑、楚相会地点当在蔡"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