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南粮北运”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局限——以漕运局的设废为分析中心

1914年漕运局的设立是北京政府为应对纯粹商运下米粮运京的缺陷,并为借助"漕米"名义以减少米粮转运的阻力而采取的一项举措。1919年为接济京津民食,北京政府复设漕运局,但江苏省官民因此举可能妨碍本省民食而强烈反对,漕运局的运米计划始终难以进行,于1920年被迫裁撤。漕运局的设立表明民初时期国家权力并未完全退出或放弃对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参与,而该局由设立到裁撤的过程及其实际作用亦反映出政府在这一参与中的乏力与局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权威的弱化。     

五四运动在南京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兴起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卖国的爱国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早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酣于大战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向北京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京政府对此丧权辱国的条约,竟然表示"欣然同意";接着,日本抢占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青岛、胶州湾.     

米、酒、税的三重变奏：20世纪40年代福建禁酿问题研究

20世纪40年代,福建省酒类酿造经历了反复的"禁"与"弛",即战时禁酿、解禁到再度禁酿及战后弛禁、复禁。表面上看是禁止粮食酿酒,实际上与税收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既是米、酒、税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各部之间的博弈;既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各自考量,也有对同一政策的不同解读与执行;既有酿户承受被征且罚的"双重负担",又有战后迫不及待重启"酿造"生活的诉求。追求最大利益驱使各方在米、酒、税的共同变奏与交织中互相博弈,节约粮食政策最终演变为寓禁于罚,米、酒、税的三重变奏也逐渐偏离政策主旨与初衷。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20世纪上半期湖南留日运动及其特点

湖南是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的省份,留日运动也走在全国前列,其规模也大于全国其它省份。20世纪上半期湖南留日学生的主体积极参与革命实践活动,为祖国的变革和民族的独立而奔走呼号,甚至献出宝贵生命;湖南留日运动开大规模女子留学日本的先风;但湖南留日学生学成毕业人数和回国从事所学专业工作的不多。这与湖湘文化的内在作用有关。     

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

湖南米谷向外省输出与省内的流通在清末民国时期持续发展,其水平要高于清朝全盛时期。杂粮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粮。与过去湖南是“地主市场”看法不同,本文认为此一时期的米谷市场是“农民市场”。洋货包括洋米在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农村并不占多少比重,本文对中国农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至少是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效果表示了怀疑。     

“实在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事情”——中国救援日本关东大地震

一、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尽管当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中国政府和民间依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立即采取行动,救援日本人民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一战＂后日军又强占青岛,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尽管如此,得知邻国遇到惨烈灾难,中国政府和民间依然立即采取行动,救援日本人民。     

中国援助1923年日本震灾史料一组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8.1级大地震,中国政府、各团体及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纷纷筹募赈款,予以救济。1930年3月,日都东京重建工作历经六年半甫告完成,日本政府通过该国代理公使照会国民政府,对中方当年援日之举表示感谢。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 “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 "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 "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 "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     

中国参加一战的美国因素——以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1917年2月美国政府对德绝交,以及对中国政府一起行动的邀请,再次开启了中国加入一战的步伐。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推动中国追随美国产生了重要作用,正是芮恩施的推动,实现了中国对德抗议与断交。但是否参战的争论,激化了中国政府内部的矛盾,对于中国的内争,美国希望能够和解,但并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而实际上美国并非反对中国参战,而是希望中国在实现内部和解与统一之后参战。同时虽然芮恩施一再争取美国对华贷款,但美国政府担心刺激日本,不愿直接援助中国,而联合英法等国,约束日本行为的意图也落空,最终丧失了其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优势地位,不得不与日本妥协。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

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包括运输管制、交易控制和价格限制三个方面。本文全面阐述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具体举措及其效果,并运用南京和周边地区的米价数据及价格相关分析方法,剖析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米粮统制失败的原因。汪伪政府的傀儡性决定了其米粮统制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违背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从经济上看,米粮统制政策背离了市场规律,最终导致了汪伪政府在南京的米粮统制政策的彻底失败。     

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

金陵大学是1910年由南京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创办的教会大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对金陵大学造成巨大挑战。该校的美国当局、南京校方和中国籍教师群体被动或主动做出各种回应,直至学校的治理结构完成根本性转变。20年代初,金陵大学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完成"部分立案"。1926年,在五卅运动以及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强硬的立案政策的冲击下,金陵大学校内行政层开始改组。至1928年实现校董会设立、中国人出任校长和完成立案的全方位转变,金陵大学由此进入新时代。金陵大学回应立案以及内部改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渐变过程,既体现了中国教会大学在此历史关头处理与中国政府之间关系的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一面。     

日本“米骚动”影响浅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资本主义呈现了跨越性的发展。但日本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民众的日益贫困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最终导致了震惊全日本的"米骚动"的爆发。"米骚动"席卷了大部分日本地区并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激发了日本民众的政治觉醒,促进了日本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整体史取向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评《米谷贸易与货币体制:20世纪初年湖南的经济衰颓》

黄永豪著《米谷贸易与货币体制:20世纪初年湖南的经济衰颓》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部创新之作。从世界经济来看,自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白银价格下跌,促进各国贸易增长,中国虽然贸易增长但经济却日渐衰败,黄著以湖南为例重构了此种状况形成的历史过程。该书尝试通过对区域经济史的整体研究,回答世界经济史学术脉络下的问题。循此研究视角,黄著对禁止米谷出口、近代湖南航运发展、地方财政以及货币体制等问题做了新的阐释,从不同角度推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黄著虽有可改进之处,但其对区域经济史进行整体研究的尝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方向。     

一战爆发后中国的中立问题——以日本对德宣战前为主的考察

一战爆发后,北京政府虽抱定了中立的态度,但在何时宣布中立问题上有其自身的考虑。在宣布中立前,外交部希望能得到美国的外交支持和日本自身中立的保证,但内外形势并未给外交斡旋留出更多的时间。在未能达到最佳的外交局势下,北京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立。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为了防日。宣布中立后,北京政府即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着手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内政上,申令各地严格遵守中立条规;外交上则寻找途径防止日本侵占山东:或者宣战,或者直接收回青岛。迫于现实原因,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外交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     

“中日密约”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

"中日密约"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中日争执的焦点。和会前夕北京政府外交政策方针由"亲日"转向"亲日联美",陆征祥到达巴黎后经与北京政府商议,确立"联美制日"方针。中日代表围绕山东问题展开正面交锋,中国决定将所有战时密约交由和会裁判。日本坚持1915及1918年的中日条约有效,美国不承认所有战时"中日密约",中国主张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不能作为日本取得德国山东权益的依据。中国代表团事先不知1918年"中日密约"详情,在和会期间方逐步获知密约全部内容。中国向和会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日本则主张由其继承这份权益后,再有条件转交中国。随着和会形势变化,美日妥协,不谈"中日密约"是否有效,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利,日本作出口头声明,从速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中国拒签对德和约后,代表团建议北京政府坚持不承认密约、由国际调停山东问题的立场,拒绝与日本开议。山东问题由此转入新的处理渠道。     

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

对于参战案的探讨,以往较多集中于府院之争、派系之争、南北之争上,对参战一事颇多贬斥。从外交史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实有必要。欧战爆发之初,北京政府宣布中立。这一政策看似稳妥,但在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境况下却蕴藏着危机。虽曾有人提出对德采取积极进取政策的建议,惜未被采纳。1915年末,北京政府暗中与协约国有接洽之举,但在日本的反对下退缩。1917年,转机出现。围绕着中国是继续保持中立还是对德绝交宣战,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将领及社会各界都卷入了争论。总体而言,主张对德绝交的力量超过了主张中立的力量。北京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远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以参战为筹码,北京政府与协约国列强展开了并不轻松的谈判。中方的要求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可以认为,参加欧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而发端。     

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蒋美分歧及蒋之因应

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参与方,中国为盟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国支持下继续在某些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此举受到中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反对。为减少阻力,美国未将台湾当局列入多边对日和约签字国之内,而是促使日本与其签订双边和约。此时,蒋介石至为在意的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问题,最终"日台和约"得以在旧金山多边和约生效前签订,这基本上符合蒋介石的愿望。然而,取得这一结果的过程曲折艰辛。此间,在诸多问题上蒋美存在分歧。蒋的因应决策虽使台湾当局最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促成"日台和约"完全出于其自身远东战略利益,对于台湾当局的权益并无多少考虑。     

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南的毒化活动（1937—1945）

日本侵华时期,在以武力手段屠戮中国人民、抢掠资源的同时,还在占领区废除中国政府的各种禁烟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1895年甲午战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总督府出于财政拮据的考虑,实施鸦片渐禁政策,为治台提供财源。渐禁政策获取“成功”后,作为牟利的经验,     

中苏同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日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并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对日政策上,中国政府在反对美国长期单独占领日本、反对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以及积极恢复中日邦交等方面与苏联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制定出既保证本国利益,同时又体现出中苏同盟关系的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