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管理

抗战时期四川是大后方的粮源基地,担负着前方战场军粮和后方民食供应重任,因此保证四川粮食运输的通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障。为此,国民政府和四川地方政府一方面设立了粮食管理机构以加强粮食运输管理;另一方面颁布了大量粮食运输法规以指导粮食运输,增强粮食运输力量,保证粮食运输安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后方军需民食的供给,对后方粮价的飞涨发挥了一定抑制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粮政的腐败以及粮运价格过低、运输手续繁杂等原因,粮食运输政策又未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谁来纳粮:全面抗战时期川陕地区的大粮户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粮食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同时对大粮户的存粮情况展开调查.这一调查是为了方便政府控制粮食来源,将大粮户拉入战时国家动员体系.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后,先后在1942年和1943年开展大户存粮调查及大粮户调查.全面抗战期间大粮户对战时的军粮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过度动员和粮食征收力度的不断加大,为战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供应与配给

抗战时期,为了支持抗战,维持军心民心,确保国统区人民生活的基本稳定,国民政府在实施田赋征实的基础上对全国军公民粮实行定量供应和配给。这一战时特殊粮食统制措施的实施,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成效较为明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统制

抗战时期,为了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国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统制,其措施主要是田赋征实、军公民粮定量供应和限制粮价等。国民政府实行的粮食统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保障了抗战后期军粮民食的供应,稳定了后方社会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为坚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棉田征实制度研究

1943年,为了平衡棉农与粮农负担、扩大棉田面积和增加棉花产量、解决后方用棉等问题,国民政府在主要产棉区实施棉田征实制度,即棉田征棉,粮田征粮。棉田征棉使国民政府多少控制了一定的棉量,可以兼顾军民用棉;棉农亦免除了卖棉购粮缴纳田赋所受的剥削与麻烦,产棉地区的粮价也不致因棉农的争购而骤涨。国民政府规定凡实施棉田征棉地区,所有棉田一律不准改种粮食,并采取对棉农贷款等优惠措施,对于保持和增加棉田面积、促进棉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棉田征棉并未达到国民政府的预期目的,不仅在解决国家战时用棉问题上作用极为有限,而且对征粮的影响较大,反映了国民政府实施棉田征实制度的困境与无奈。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山西田赋征实小议

以实物形式征收地税即为田赋征实,民国此举始于抗战时的山西。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部队移至晋西、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而部队驻屯,地方粮糈供应渐趋紧张,以致粮价腾涨,部队开支激增。有鉴于此,1939年阎锡山下令“停止平价购粮,实行田赋改征食粮,供给军食”,继而闽、浙两省效行此法,至1940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本年秋收后军民粮食统筹办法》,规定“以征购与实谷征田赋两者并行”,实行征购、田赋征实的双轨制,随后蒋介石签令:“以后征粮应以谷米为准,而不以货币为主。”并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实施办法。翌年3月国民党五     

元朝西南军粮的筹措

灭亡南宋（1279年）之后,元朝在西南地区用兵不断。西南恶劣的气候地理环境使得军粮供给困难。再加上军官侵渔,元军经常发生缺粮现象。为筹措军粮,元朝政府主要采取了四种措施：一,征用百姓将粮食调运至西南地区;二,在西南地区开展屯田缓解供应压力;三,通过赋税的转移与增收来增加西南地区税粮收入和购买粮食的本钱;四,采用入中法解决边粮的运输问题。     

探究抗战时期贵阳社会人士兴办的社会教育

环境决定了人的发展,人也在实践中改造环境。教育的发展和人的实践活动是一致的。贵阳,这个抗战的大后方,为战时输送了大量的物资及人员,成为战时的一个避难场所、逃难人员的集散地,同时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为战时的民众提供了丰富的教育人才资源,培养了大量有素质的社教人才,为社教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贵阳的社教由此兴盛起来。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翻译出版

正笹川裕史、奥村哲著,林敏、刘世龙、徐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21.1万字,45元在日本学术界,既往的抗战史研究大多集中在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人力、物力方面的直接损失,而忽略了民众层面的社会变迁。本书作者以四川省为例,利用大量档案资料,民众陈情书、诉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详尽描绘了普通民众在战时重负下的苦难及其因应,勾勒出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变化,揭示了战争环境下国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了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     

建国初期中共政权建设与农村社会变迁--以1949-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接管、区划调整、民主建政建构了一套新的农村基层政权体系。征粮支前和清匪反霸运动的开展,废除了保甲制,打击了乡村旧有权威。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组了乡村社会结构,重塑了新的社会关系。醴陵县的个案显示,国家权力的下移极为深刻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抗战大后方的民众教育馆——以四川省和重庆市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强化社会控制,赋予民众教育馆"训练民众、动员民众之重大使命"。抗战大后方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民众教育馆,在蒋介石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新生活运动的背景下,致力于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教育;协助政府检查民众读物、剧本、宣讲资料;利用集会仪式等渠道对民众实施国民精神动员及日常生活改造,为战时民众动员与训练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工作范围过于宽泛,人员缺乏专业训练,经费不足,以及部分职员工作敷衍懈怠,尤其还须面对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使民众教育馆工作力不从心。不过它毕竟是政府体制内的社会教育中心机构,较之体制外的民众教育力量,具有被政府强力推广的优势,因此在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心目中依然"比较卓异"。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论民国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的创办与建设

抗战爆发后,广西成为稳固的大后方,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沿海富庶之地尽失,大批近代工矿业迁入,导致相关技术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大批知识分子的迁入也为广西的职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抗战需要高效的农业提供大批的军粮,高效的农业需要由农业职校培养大批的农技人员。伍廷飏在柳州沙塘进行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在马保之等人的协助下,逐步把沙塘打造成为战时“农业之都”。“柳州高农”由此而诞生,并进行了建设和发展,取得一定的办学效果。     

试论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外国友好人士倡议下,经过各派抗日进步力量的共同努力,中国广阔的大后方适应着战时的迫切需要,兴起了工业合作运动。它以工业生产为目标,采取合作化的方式,组织民众进行生产。这种生产自救方式,对于支援长期抗战,克服经济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发展和成就,在中国战时工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当时曾被誉为“经济国防线”。本文试从工合运动的产生、发展及衰落等方面对之进行一些探讨。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实话农贷金融网络的特色

抗战时期落后的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农业,不但大体上保证了战时后方人民和前方将士的粮棉供应,而且缩小了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其缘由是多方面的,如战区和沦陷区难民、农业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移人,与此相伴的大量荒地的开垦,以及市场的迅速扩大等。同时,作为总揽国民党统治区金融事宜的四联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三年困难时期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掀起,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了大减产.但在浮夸风的作用下,各地却瞒报、虚报粮食产量,民众被迫勒紧裤带多交公粮.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在坚持既定原则下(没收自留地、粮食分配到食堂等),各级党委政府发动了一系列的增产节约运动,如"低标准、瓜菜代"、推广代食品等.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体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廖磊主皖与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

抗战前期,新桂系将领廖磊主政安徽。针对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存在的弊端,为适应战时环境需要和巩固新桂系统治,廖磊加强安徽基层行政组织建设。通过优化组织设置、集中统一事权、整编乡镇保甲、加强干部训练、惩治贪污土劣等措施,加强了基层社会控制,强化了抗战动员能力,巩固了大别山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