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环境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尼克松政府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国际组织,围绕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外交活动.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体现出其先行一步的外交构想和具体的环境行动.美国的环境外交因先于其他国家而取得了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并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达到一个高潮.不过,尼克松的环境外交更多地着眼于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形势和现实利益,与第三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主要人员

现已出版的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著作,大多试图破译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个性缺陷。根据新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和现已发表的英文研究成果,通过研究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新机制的确立及其特点,透视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涉及的主要人员相关特点,能够加强人们对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的认识和理解。从理论上讲,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目的是保证总统的工作日程和时间;总统得到的是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和过滤后的情报信息。尼克松任内,确实取得了外交方面的重大成功。然而,这一机制是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千斤重担压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肩上,违背了美国政府决策民主程序的理念。     

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评析

尼克松上台之后,为改变美国不利的国际环境,开始转变传统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接触以制衡苏联。面对一个刚刚拥有核武器且不断发展的中国,尼克松政府选择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法,包括就核武器安全保护问题与中国进行信息交流、建立中美热线和达成一个中美双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等,试图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体系之中并限制其核力量,借以维护其霸主地位。然而,中美核军控对话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的环保政策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环境保护不再是作为经济发展的附属物出现,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有了自己的理论和目标。在迅速发展的环保运动推动下,尼克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环保措施,确立了日后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方向。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哲学等多方面原因,1970年之后,尼克松政府在环保政策上有所后退。本文力图通过对尼克松政府环保政策兴衰的探讨,揭示当时美国环保运动发展的某些特点及其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     

尼克松政府对中国钓鱼岛政策初探

尼克松政府时期是美国关于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基本定位时期。在返还琉球群岛的过程中,美国单方面擅自将钓鱼岛的"施政权"返还日本,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此产生。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尼克松政府保持"中立"立场。在《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问题上,尼克松政府一方面对日作出了默许的承诺,但另一方面却极力淡化甚至回避对其采取实际行动。在与台湾当局交涉钓鱼岛的问题上,尼克松政府否决了将钓鱼岛"施政权"从日本手中重新收回的建议,并建议日本与台湾当局进行协商解决。     

从美中和解看尼克松政府的“均势”政策

６０年代中、后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以往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的世界战略难以再呈现良性运行态势。为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１９６９年１月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决定走调整、迂回之路——变往昔依据优势力量谋求世界霸权为通过推行“均势”外交实现美国一如既往的战略目标。尼克松尤其重视中国在全球均势中的作用,他把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地缘政治砝码,积极促成美中和解的实现。从本质上说,“均势”政策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种调动方式,尼克松意在通过利用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在交叉变位中牵引国际格局走势,实现美国一极独尊的霸业     

浅析尼克松政府在1969年“柏林危机”中的政策

1968年12月,苏联就联邦德国即将在1969年3月5日于西柏林举行的联邦大会一事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民主德国也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准备阻挠西德联邦大会的召开。面对这一情况,新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决心捍卫美国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利益,维护美国在西方阵营的信誉。美国对苏联采取"软硬兼施"的外交策略;加之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苏联不愿在欧洲挑起争端。从而使得美国成功地化解了一场新的"柏林危机"。     

简论尼克松对华政策的影响

经过精心的准备和艰苦的努力 ,尼克松政府终于实现了对华关系的突破 ,中美之间达成了许多开创性的、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性共识。然而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冷战及反对苏联扩张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 ;这一政策体现了美国安排越南战争后亚洲格局的心态 ,因此有不少一厢情愿的色彩。     

尼克松政府“中国许可证清单”的出台与中国的反应

尼克松上台后,着手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其中的一着是令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一份"中国许可证清单",试图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以缓和对华关系。在"清单"的制定过程中,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白宫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最终确定了"清单"的内容并予以公布,这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大转变。然而,"清单"并没有取得美国预期的效果,中国的反应十分冷淡。这个案例表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一种经济鼓励政策对外交目标的作用,受制于实施国和目标国彼此的认知和各自的现实问题。     

尼克松眼中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所著的《领袖们》一书中,通过仔细地思考,饶有兴致地对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一番评论和对比,虽然并非全面和准确,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与解读的视角。     

阿都拉政府的华人政策

本文主要探讨2003年10月阿都拉出任首相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的华人政策。阿都拉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促进民族和谐,推出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华人经济政策和华文教育政策,承诺种族政权分享和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但是它也坚持维护马来人的特权,确认马来西亚作为伊斯兰教国的地位,华人与马来人地位不平等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改变。     

论中世纪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

西欧封建主义的政治结构随着中世纪中期封建主领地的世袭化进程而确立起来。其主要特征是封建权利对公共权利的最大限度的排斥,领主和附庸间的私人契约取代了国家的公共法律,公共权利沦为私下义务。由于领主一附庸间纵向阶梯型网络的破毁,西欧封建国家的领土界限极为模糊,各国君主不仅对内无法实行统一的管理,对外也不能以主权的身份进行平等的交往。因此,在封建主义政治结构之下,中世纪西欧便不存在任何完整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浅析中世纪晚期西欧官吏阶层的产生

中世纪晚期西欧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人们在城市生活中建立起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对构建公共权力的需要促使西欧各国开始通过议会走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道路。官吏阶层的产生正是这一进程的产物。这些人不同于以往向领主个人效忠的封臣,他们接受过大学教育并领取薪俸,而且担负起由公共权力赋予的事务。官吏阶层在法律秩序的统一、国家公共职能的确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欧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世纪西欧三个等级的观念初探

在中世纪西欧,关于三个等级的观念是逐渐地形成的。开始时,出现了教会人士高于俗人的观念;以后,随着社会对战争,尤其是对异教的战争的需要的增加,武人的地位在俗人中突出起来,于是又出现了武人高于其他俗人的观念。这样,就最终形成了整个社会从高到低,依次由教会人士、武人和其他俗人这样三个等级构成的社会等级观念和社会分工观念。     

论新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周边外交历来在其整个外交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际地位的改善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的、稳定的周边环境 ,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力图实现的基本外交目标。大体来讲 ,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受到国际格局变迁、中国对外战略调整以及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与制约 ,这同时也和中国决策者的主观认识和世界战略思想发展变化有关 ,大致以 1 0年为期呈现阶段性的变化。本文主要探讨了 50年来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阶段变化 ,剖析其基本内容 ,总结其经验教训。     

对西欧现代化的"内源性"的反思

马克斯·韦伯与结构功能论者否定了直观的历史进化论对西欧现代化内源性的各种论证,而他们自己却也陷入历史进化论的困境。灾变论否定了历史进化论,用偶然性因素或灾变性历史事件来解释西欧的兴起。罗荣渠的灾变论从强调“外因”的作用入手,力图突破欧洲视野。通过对这些思想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社会是在西欧这块地方而不是在西欧传统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出的;西欧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聚集与融合现代性因素的过程。     

战后日本的政经分离对华政策——以岸信介内阁为例

岸信介内阁虽在对立的中美之间选择了后者,但也并未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体制与意识形态包装的"政经分离"政策则是其对华政策的核心.该政策通过拒绝承认中国大陆,以巩固日美台关系;另借以维系对华贸易渠道,在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发挥其在解决国内政治及外交问题上的工具价值.然长崎国旗事件等致中日交流断绝,及日方在打开局面上的无作为,则无不根源于该政策的非合理性.     

The Left(s) and Nationalism(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our themed section on The Left(s) and Nationalism(s), which provid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different left-wing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It highlights the innovativ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ffered by this themed section, which not only concerns a series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cases studies but also involves the ideological plurality of the Left. The larger research question that our contributors address is how different left-wing parties have dealt with the inherent ideological tension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claimed by the Left and the particularism inherent in nationalism, as a doctrine and a principl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rticle stresses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of our themed section: (1) Western European left-wing parties do engage with the them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hood, but they often rely on convenient silence to solve some of the contradictions with their progressive ideology. (2) None of these parties have formulated thick versions of the respective national identities. (3) State-wide left-wing parties have used instrumental conceptions of nationhood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separatist parties, but only with mixed results.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Western Europe

We analyze the firm-level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defined as a synthetic measure of “generalized trust,”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norms”—using a large sample of manufacturing firms in France, Germany, Italy, Portugal, and Spain. We find that firms'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s higher in areas with a better social capital endowment. The positive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are, nevertheless, unevenly distributed across firms, with smaller, less productive, less capital-endowed, and low-tech firms benefitting the most from operating in strong social capital ecosystems.     

杜鲁门政府研制氢弹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

194 9年苏联进行第一次核试验 ,促使杜鲁门政府在核技术领域和国家安全政策领域进行重新审查 ,虽然政府内部分歧不断 ,但研制氢弹和NSC6 8文件最终作为官方政策被确立下来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