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全国“学《毛著》第一人” 廖初江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大地开展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涌现出无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这“无数”之中,论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升迁之快者,首推廖初江。他不仅被名列“全国三大学《毛著》标兵”之首,更是由于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年仅33岁就担任了《解放军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铸就了他人生辉煌的极点,其政治生涯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始相终。     

《中国边疆图籍录》简介

《中国边疆图籍录》是一部长达55万字的有关中国边疆文献和舆图资料的综合性目录著作,邓衍林编,1958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所选历代专著及刊物之文献及舆图近8千种(包括一部分佚书存目),体例上主要兼顾资料的不同门类、地域及著作年代三者关系编立专目。全书包括“一般论著”、“边疆舆图”、“中国边界关系”、“西夏史料”、“契丹及辽代史料”、“金源史料”、“元代史料”、“明代边墙史料”、     

填补空白的美术工程──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

有关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出版不在少数。然而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这一时期的美术史专著,直至90年代才见一部,那就是阮荣春、胡光华所著《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初版）。这部填补空白的著作,曾获江苏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香港商务印书馆再版（1997年）,最近又荣获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在各学科400余项获奖成果中,是唯一的一部美术史著作。人们习惯于使用“现代”这一模糊性概念,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称自己的时代为现代,若干年后,今日之…     

鄂尔多斯式铜(铁)釜的形态分析

鄂尔多斯式青铜釜是我国北方民族古代文化遗存中特有的器型之一。“鄂尔多斯式”青铜釜之称,始于三十年代前后。它之所以取名于此,是因为当时搜集者(主要是日本人)在呼和浩特、张家口等地收购古物时,听古董商说是鄂尔多斯所出,因而在著作中引用此名。关于这种釜的综合探讨,曾见于三十年代,日本水野清一、江上波夫著有《内蒙古、长城地带》,梅原末治著有     

古史辨：现代中国史学的记忆之场

<正>“记忆之场”这一概念由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所谓“记忆之场”,诺拉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他只是用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今天仍在塑造人们记忆的纪念符号,但诺拉明确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品”“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都是记忆之场。确实,历史著作记录人类的过往,尤其是一些历史著作,在问世时曾经产生过翻江倒海、天崩地解的社会影响,凝结着时代的精华,它们本身就是最值得纪念的记忆之场。     

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

史学“碎片化”的讨论,西方学界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还有学者出版了专门批判碎片化历史学的著作。与之相比,在中国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呼声是近几年才凸显的事情,但大有柳絮纷飞、越吵越热乃至史坛尽说碎片化的景象。窃以为,不管是否如此严重,这种热议本身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从而不能不予以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从已有的议论来看,     

《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评介

《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这部著作明显的特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两条“新规律”、两个“新概念”和一条主线索。 这两条“新规律”,简单地说,即一、美国自1898年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直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     

论伊本·卡尔敦的历史哲学

伊本·卡尔敦 (ＩｂｎＫｈａｌｄｕｎ ,1 332— 1 40 6年 )是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的不朽之作《历史学导论》被英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誉为“在任何时间与空间内 ,由任何富于才智的人所曾写出的同类著作中最为伟大的一部。”① 汤氏此语并非言过其实。自 1 9世纪初 ,西方学者便开始翻译与研究卡氏的著作 ,并在该世纪末与 2 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热潮。②直到二战之后 ,有关的研究著作仍在不断地出版。③ 卡尔敦何以引起西方学者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关注 ?笔者认为 ,这是由于卡氏在其著作中所创立的“新科学”或“文化科学”…     

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发现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一部“秘不示人”的代表作,以致它的成书过程众说纷纭,无一定论。笔者曾在《〈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中,对《大同书》的著作年代有所略述,但其成书年代仍难以确定。最近,在查检康氏家属捐献的康有为遗物中,在一张康有为摄于印度的     

1832年前英国政党组织的发展特点和趋势

研究政党组织问题的必要性 1832年前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政党吗?国内不少著作作了肯定回答。权威性的观点可见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其中“政党”条云:“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还有一些著作、尤其是政党学著作提出了否定意见。 在英国史学界,本有定论:早在复辟时期,英国就出现了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以     

《集古录》发微

《集古录》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晚年的代表著作,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金石学”典著。《集古录》开创了“金石学”这一崭新边缘学科。一、成书年代-三十而砺,大气晚成关于《集古录》成书年代问题,至今仍有疑悖之处。《集古录》包括《集古录目序洛和《集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

９０年代,中国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美国热”（罗荣渠先生语）,涌现出了一批探讨美国现代化历程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力求以现代化的新视角、新方法去重新构架和发现美国史。其中许多成果是富有启示性的,也是很有建树的。本文主要就这些著作所体现出的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进行综合评论①。     

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辨——兼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王韬是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论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常提到他曾上书太平军一事。一百多年来,起初只是传闻之词,王韬在他著作中也竭力否认。三十年代随着故宫档案《黄畹上奉天义刘肇钧禀》的公布,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我所认识和理解的胡绳

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年龄上,胡绳都是我的长辈,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按照胡绳自己的说法,还有一层关系,就是“同学”。70年代末,有一次去看望胡绳,谈话间有一位我不相识的同志来访,胡绳向他介绍说:这是王梦奎同志,我的同学。我看到来客不解的神情,接着说道:“五七干校”的“同学”。来客会意,相顾而笑。 我从中学时代起,几十年来一直是胡绳著作的热心读者。我从他的著作中得益不少,在治学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文字表达技巧方     

一套书与一个国家的科普史

在中国的科普著作中,《十万个为什么》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如今,《十万个为什么》各版本发行量已超过一亿。从1960年代起,秉承“科学”之名,这样一套普及科学的丛书,在历次政治风云中,从与生产生活的紧密结合,到传播科学思维;从少儿读物到工农兵读物,再重回少儿读物;从学习苏联一板一眼的科普模式,到学习欧美灵活多元的科普模式。这套书,从提供知识,到指导技术,     

近三十年来金代佛教研究述评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研究逐渐兴起。1980年代至今,中国佛教研究更呈日益蓬勃之势,在此过程中,金代佛教也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目前已经出版的金史著作,以宋辽夏金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著作以及一些佛教史著作都对金代佛教有所论及。但总体来看,     

论“杯酒释兵权”

论“杯酒释兵权”王育济“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     

司马相如与巴蜀史志文献编纂关系考

蜀人司马相如以其宏文大笔驰骋古今,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东汉班固、南朝梁刘勰称其为“辞宗”,宋代王应麟、明代王世贞称其为“赋圣”,宋代邵博称其为“文章祖”。人们将其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然世人但知司马相如为文坛辞宗、赋家之雄,而罕知司马相如与史学有着莫大关系。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撰有史学著作,其中包括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堪称巴蜀地区早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甚至对后代史家修史体例具有开创之功。     

《南京稀见文献丛刊》简介

地方志即地方记,它是我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著作,被称为“郡国之书”(《隋书·经籍志》),即所谓“郡县之书”。唐刘知几在史学分类里把它列为“杂述”,称之为“郡书”(《史通》)。地方志萌芽于先秦,产生于两汉之地记。以府县志为主体的地方志定型于两宋,兴盛于明清,发展至近代、当代。狭义的地方志,乃一方之史。宋人郑兴裔有云：“郡国有志,犹国之有史。”虽然至今仍属于史学范畴,其体例在发展中已成为涉及多学科的一门边缘学科,以历史资料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记载某一地域的山川、风土、人物、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内容。因此,当代中国的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性的综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