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下)

日本战后对汉唐皇帝制度的研究（下）〔日〕金子修一四、唐代郊庙的祭祀（一）唐代郊庙祭祀的特色唐代的祭祀有几个特征。其一,编纂了三次礼,即贞观礼（贞观十一年,６３７年）、显庆礼（显庆三年,６５８年）、开元礼（开元二十年,７３２年）,每次都有变化,包括郑玄...     

先秦社会的巫、巫术与祭祀

本文分析了先秦时期巫的本质特征及巫术与祭祀的关系,基本论点如下:（一）先秦社会的巫,其基本功能是降神,与萨满（shaman）相似,而与西方的巫师（witch）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应以巫师文化的种种特征来比拟先秦社会的巫文化。（二）先秦社会的巫术已溶入祭祀之中,因此,不应把先秦时期的巫术文化与祭祀文化看成可以截然划分的两个文化发展的阶段。     

胡家草场汉简所见汉代的祠具

胡家草场汉简记录“太牢之具”的律文显示,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之后,太牢礼仪所使用的一套祠具包含三牲（牛、羊、猪）三禽（鸡、鹅、鸭）,上、下尊酒,搭配醋、酱、盐、芥四种调料,使用三类（稻、粟、黍）六种（粲、糯、黄、白、毇、糳）粮食,其品类丰富,配套齐全,与其他简牍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实物相比,更为规范、齐整、明确。通过祠具物品种类和数量的调整,可以体现祭祀礼仪的等级化差异,或与文帝时祭祀制度变革相关。     

中华大祭祖

今年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规模空前的“甲申（200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中华大祭祖”于当日上午在陕西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陵新建祭祀广场上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八侨胞代表等海内外3000多名炎黄子孙齐聚祭祀大殿前,共同祭祀中华民旅“人文始祖”轩辕     

乡民的狂欢节——豫西北火神祭祀仪式田野调查

豫西北古称怀庆府,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底蕴丰厚,民间至今还流行着一种独特的祭祀活动——火神祭祀。火神祭祀的时间主要在春节,它由一系列复杂的仪式构成,如除夕祭祀、新年祭祀、行水、破盘会、转（zhuǎn）会等。“行水”和“转会”是火神祭祀中最隆重、参加人数最多的活动,它们是乡间民众狂欢的节日。火神祭祀作为民间文艺的生态母体,极大地推动着当地民间文艺的发展。火神祭祀仪式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受到保护。     

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

泰山为碧霞元君信仰之祖庭,其祭祀活动最初兴于民间,随着其影响增大,明代开始出现皇帝派遣宦官诣泰山祭祀元君的事例。至清代将这种致祭制度化,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清廷定期于每年之四月十八日遣大臣赴泰山致祭碧霞祠,其制度一直延续至清亡方告中止。考察这一礼制,有助于探明碧霞元君从民间信仰到国家祭祀的历史进程。     

汉光武帝刘秀的“柔道”

知兵而不愿谈兵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刘秀回到老家春陵乡（此时改称章陵县）,整修墓园祖庙、旧日宅院,祭祀祖先,巡视田地房舍,并设置酒宴,招待亲戚,赏赐族人。刘氏宗室的姑母、婶娘们,喝酒喝得高兴,相互议论说,“文叔（刘秀字丈叔）小时候谨慎老实,不懂跟人应酬,     

齐家文化祭祀遗存的初步研究

齐家文化发现的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主要有祭坛、祭祀坑、石圆圈遗迹、居址内火烧、涂抹和摆置现象，还有卜骨、特殊场合使用的砾石等。通过对这些祭祀遗存的辨识与初步研究，我们认为齐家文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祭祀系统，注重对祖先神（人鬼神）的祭祀，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祭祀活动；动物在祭祀仪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砾石或为特定场合祭祀活动“通灵”的媒介。齐家文化既参与了以夏、商王朝为主的祭祀仪式和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影响了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以降氐羌族的宗教观念。     

田仲教授：这次你真的错了

田仲一成教授发表在《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上的《再论民间祭祀文化在戏剧起源史上的重要作用》一文,是对拙文《中国戏剧发源于乡村祭祀仪礼质疑——评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的回应。我想再次申明,有关中国戏剧史的起源,我没有什么新见解,也无意多做纠缠,只想就田仲教授的回应,做三点简单的应答。     

朱元璋为何贬低孟子

旧时中国的孔庙（或称文庙）,多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唐朝初年,孔庙中尚只有颜渊一人配祀。唐睿宗时,孔庙中的配享者（孔子的门人或者在经学上有成就的人死后随孔子一起受到祭祀）增加为颜渊、曾参二人。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廷”、     

2006年日本的战国秦汉史研究

2006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众多。首先是专著陆续出版。稻叶一郎《中国史学史研究》（京大学术出版会）、太田幸男《中国古代史和历史认识》（名著刊行会）、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岩波书店）、佐竹靖彦《中国古代的田制和邑制》（岩波书店）、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京大学术出版会）等论著都是必读书,应专门进行评论。川又正智《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雄山阁）也与这一时期的历史有密切关系。     

台湾归来祭陵人

每年清明,是中华民族传统祭祀的日子。辛未年（1991年）的清明节,在祭祖的人潮中,有一群人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主要由台湾退役将领组成的“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以下简称“黄埔会”）恭谒黄帝陵、中山陵访问团,他们40年来第一次出现在苍黄的轩辕黄帝陵和巍然的中山陵。特别是该团一行在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目。他们的归来,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祭祀,假如真的像《后汉书》中所云,“祀者,所以昭考事祖,通神明也”的话,长眠在地下的黄帝和中山先生以及众多的先祖列宗,…     

“城隍”的来历

城隍被认为是冥界中的基层神司,是保护城市的神。周朝时,每年除夕要祭祀八种神,其中就有水（即隍）庸（即城）。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为什么要祭祀隍、城呢？因为他们是守护城池的神。城市规模逐渐具备后,绝大多数城市都是靠近水边的,水与城有了进一步的结合,于是水神和庸神合二为一,成为城池的城隍神了。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K4）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之一,位于三星堆城址南部、马牧河右岸台地祭祀区的东部。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号坑进行了发掘。坑口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9.33平方米,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分为填土、灰烬、埋藏遗物三部分。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970件,另有象牙47根、海贝50枚。四号坑的埋藏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时间范围之内,其性质似为祭祀器物掩埋坑。     

广西最早的学者——陈钦

陈钦（？-公元15年）,字子佚,世居交州苍梧郡广信县（治所在今梧州市）。陈钦自幼即受到良好教育,熟习《易》、《书》、《诗》、《春秋》和《礼记》。西汉成帝刘鳌时（约公元前32年至公元7年）,被交州刺史以“茂才”（即秀才）荐举,到京城长安后被任为“五经博士”,不久,又获举荐为教育刘汉皇家子弟及族戚和掌管朝廷君臣祭祀宗庙礼仪的太常官员。陈钦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对《左传》一书尤为精通,[第一段]     

番禺学宫建筑沿革考略

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的农讲所旧址,其前身为始建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的番禺学宫（又称番禺县学、番禺儒学）。该学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番禺县学和祭祀孔子及先贤名儒的孔庙,在岭南文化史占据重要地位。然而长期以来有关番禺学宫的史料缺乏较完整的梳理,本文试图就广州地方志相关记载,对番禺学宫建筑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作一初步,     

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出土玉器工艺探讨

<正>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柳林镇血池村以东与沟南村之间的山梁和山前台地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数年的考古调查。2016～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和凤翔县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血池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由坛、壝、场、建筑和祭祀坑等组成功能结构完整的畤遗存。祭祀坑出土了2200余件（组）器物,包括玉器、青铜车马器、青铜兵器及小型木车马等祭祀之物。     

日本古代“初子仪式”考辨

本文据日本正仓院所藏文物及相关文献资料考证认为：日本奈良时代后期（天平宝字二年公元758年）孝谦天皇于奈良内宫举行的“初子祭”（又称初子仪式）乃中国古代“躬耕帝籍”与“躬桑亲蚕”祭祀仪式的联合搬演。它表明了中国礼制文化对日本的传承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公元6-8世纪间日本古代政治中强烈的“东方小中华”意识。     

汉阳陵两方明代御制祝文碑略谈

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南面现存两方分别树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和明熹宗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皇帝派遣大臣.祀汉景帝后所立载有御制祝文的碑刻。通过对碑刻内容和相关人物的考证,结合明代对古帝王的祭祀制度,分析西汉王朝和文景之治特别是汉景帝在明代帝王心中的形象与地位,以此折射出明代对待古帝王的态度和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对这两方碑刻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讨。     

西汉太一祭祀研究

太一是西汉重要的国家祭祀。秦及西汉武帝前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并无"太一"神,自武帝初年,太一逐渐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元鼎五年武帝在甘泉宫修建泰畤,专祀太一,太一祭祀从此成为西汉最高国家祭祀。甘泉泰畤的设立,不仅为西汉王朝引入了全新的至上神,也带动了西汉早中期国家祭祀的最大变革。通过对至高祭祀对象与结构的改革,武帝全面变更了秦的旧祭祀格局,建立了汉家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