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亡高者黑衣”

东魏西魏时期,道士因道教在东西发展境遇之不同,而以东魏尚黄、西魏尚黑之差异造作黄黑之谶,附会东西兵争胜负,多以黑胜黄为言。及北齐天保六年文宣灭道,道教与佛教、道教与高氏之矛盾骤然升级,黄黑之谶也由此演变成黑衣之谶。“亡高者黑衣”之谶兴起,矛头直指高氏与佛徒,并波及北齐政治,北齐衰亡与之不无关系;黑衣之谶为北周所利用,以为已瑞,北周由弱而强与之有关。北周本重道教,又因黑衣之谶而猜忌僧徒,建德三年武帝灭佛,黑衣之谶排佛之目的实现,建德六年周武平齐,黑衣之谶亡高之目的实现。     

试论清华简《系年》中的“周亡”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系年》存在着"周乃亡"与"周室既卑"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周亡"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灭亡,"周室既卑"指作为诸邦之一的周邦衰落。"周亡"来源于西周晚期士大夫针对时局做出的政治预测,又经春秋时历史反思而进一步完善。"周亡"与"周室既卑"两词并存,根源于上古多邦并存的国家结构。由"周乃亡"所指推测,"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九年。     

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与唐代的敦煌道教(二)

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是一份道教斋文辑录长卷,此文从所录斋文的形成时间和文书的抄写时间两方面对之进行了断代,认为其中斋文的形成大致从唐玄宗时期一直延续到晚唐和五代初期的归义军时期。这一长时段的形成过程使该文书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此文还对该文书所反映的唐代道教斋事活动进行了一定的考察,分析了这一时期道教斋醮活动的内容及特点。     

秦二世而亡原因新论

秦于二世而亡,其速亡之因素一直被探讨,原因诸多。而秦的暴政之探讨在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已有概详。中国历史认识对于秦朝速亡的考察基本上还停留在这个层面。但实际上,秦二世而亡在暴政的表象下隐藏诸多线索给后人以警示,而制度层面上的失败是探讨其深层原因的重点。     

天亡簋与太公望

天亡簋器主的名字叫天亡,孙作云先生认为天亡就是古书中的史佚,于省吾先生认为天亡是文献记载中的太公望。本文赞同天亡为太公望之说,并申述其理由。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从商鞅变法看秦朝速亡的原因

商鞅是战国中期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他在相秦期间实行变法,大力地促进了秦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为秦国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相关政策和思想对后来秦国乃至秦王朝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极端的措施和思想也为后来秦朝的速亡埋下了伏笔。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商鞅变法的相关政策及其思想,来论证商鞅变法与秦朝速亡的相关关系。     

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

隆兴和议誓书中“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是宋金双方关于处置绍兴末年至隆兴时期战时越界军民的协议。而双方对于“被俘人”的不同理解,为日后的外交争端埋下了伏因。乾道三年,金朝依约取索“俘虏”,被宋朝回绝。乾道四至五年间,金朝镇压沿淮地区侍旺叛乱时,指责宋朝收容南渡的侍旺余党违反了和议。迫于压力,宋朝只得在发遣侍旺余党的同时,接受金朝取索“俘虏”的要求。这一外交失利触发了乾道六年南宋祈请陵寝与更正受书仪的外交斗争。乾道初年的宋金外交博弈,是隆兴和议时期矛盾的延续。博弈进程,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国内各派力量斗争共同推动。总体来看,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这是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双方愿意根据和议条款判定外交是非曲直的前提。     

泰国骚乱中的“黑衣杀手”

正既杀害示威者,也袭击警察连日来,泰国反政府示威活动令局势动荡不安。而频频发生的暴力攻击事件显示,一个神秘的暗杀队正乘虚而入。过去数月,曼谷多个反政府示威集会地点都发生枪击及爆炸案,造成多人死伤,被攻击的对象包括警方及示威者。泰国国家安全理事会担心,一股"第三势力"正为局势添乱。更为严重的是,这个神秘的暗杀队成员善于伪装,暗藏武器混入示威人群中伺机而动。他们发动攻击及撤退时行动迅速、训练有素,似乎早有预谋。     

北齐墓葬文化因素分析--以邺城、晋阳为中心

邺城和晋阳作为北齐统治的核心,其墓葬文化较好地体现了北齐的丧葬制度和墓葬文化.本文通过对两地发现的北齐墓葬的具体分析,初步探讨了北齐墓葬的等级,并结合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条件等,分析了北齐墓葬文化的构成因素.北齐墓葬文化总体上是对洛阳北魏后期传统的继承,并吸收了大量来自南朝和西方的文化新风,本地发达的经济和工艺背景也是北齐墓葬文化中不可忽略的因素.     

北齐卢誉墓志考

1992年,涿州出土了一方北齐墓志,志主为范阳卢氏后裔卢誉,乃世家大族子弟,志文中关于卢誉之妻为同郡祖氏的记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通婚交好的实物例证。此志文辞华丽,书法严谨,刻工精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为研究范阳卢氏文化提供了珍贵的金石资料。     

北齐铅釉器的定位和意义

北朝陶瓷可分为瓷器和铅釉器两大类。瓷器主要指高温青瓷,铅釉器则以低温烧成,施以铅釉。两者关系密切,互相影响,也时常难分彼此,因此更需要明确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讨论白瓷起源这一问题的时候,高温釉瓷器和低温铅釉器的区别为一大关键。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过去被认为是北齐"白瓷"的范粹墓(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出土随葬器物,实际上是铅釉器。诸如此类,在北朝陶瓷研究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不少如定名、区分等需要重新检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聚焦北朝陶瓷中自成一重要体系的"铅釉器",联系新近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来讨论北齐铅釉器物的定位和意义。     

《齐故尚书都事朱君之墓志铭》续考

本文根据朱益墓志中关于其祖父曾任饶阳郡守的记述,对北魏曾设立过饶阳郡的史实进行了考订,并对史书中对此均无记载的原因作了推断。     

北齐逢哲墓志出土地点辨正

出土于清末的逢哲墓志是以珍罕见称的北齐志石,向为学者们重视。本文从志文中提到的地理名称、逢哲里籍、逢氏家族成员活动地点以及墓志的形制特征等方面考证,认为该墓志出土于山东青州,并非沂水,从而解决了多年来该墓志出土地点不能确断的疑惑。     

新见北宋李颀墓志考释

北宋李颀墓志,全称<宋故将仕郎守青州文学李君墓志铭并序>,2008年春出土于山东省青州市云门山北麓.墓志一合,石灰石质.志盖、志石边长均78、厚均14厘米.志盖残损,上刻字径9厘米的阴文篆书"宋故文学李君墓志盖"9字(图一),四刹浅雕龙、凤、力士、云朵图案.志文楷书,字径1.5厘米,计27行,满行37字,凡847字(图二).现将志文标点断句,并作考证诠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北朝中央护军制度考索

孝文帝官制改革时设立了护军将军。其职能与魏晋南朝护军“掌外军”（宫城外禁卫军）有所不同,主要是“掌四中及诸关津尉”,四中即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四中府分布于京师洛阳外围,负责拱卫京师;诸关津尉除京师周围关津外还当包括全国关津。此制实乃唐代卫禁（卫宫、关禁）之制的滥觞。由于北魏后期京师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拱卫京师的四中府显得特别重要。东魏迁邺后,在京师部城外围仍设四中府。自宣武帝末年以来四中府“奴隶领军”,东魏继承之,北齐时偶见护军,乃权宜之制。由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化及京畿大都督制度的影响,北齐末年,作为禁卫长官之一的护军将军正式被废罢。     

北齐砖室墓葬

1999年5月在太原市和平南路道路拓宽工程中发现一座砖室墓。墓葬位于和平南路义井段,西距太原市锅炉厂宿合10米余。墓葬顶部已被破坏,墓室内全是积水,从残损的顶部和发现绳纹砖看,墓葬的年代最晚在唐早期。     

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

“博士”一词,在中国秦汉时期是一种官称。两汉博士见于史书记载而有籍贯可考约百余人,其中齐鲁籍的博士即占半数。齐学与鲁学是两汉儒学的主体,左右着两汉儒学发展的方向,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齐鲁博士。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仕途几为儒家垄断。齐鲁博士及其弟子大多官至卿相牧守,在内政和外交等重大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