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屡迂中的汤亳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商人屡迁中的汤亳

不常其邑、屡迁其都是商人的一大特点,它成为探讨商人活动地域的依据。屡迁之邑,是指商先公、先王的居邑或都城(以下概称为都邑)。各都邑由何王(公)所迁,迁在何处,前人有过不少论述。 有关商人屡迁的最早记载见于《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后人多认为这是指成汤以后至盘庚时,商人共迁过五次都。这五迁之都的地名,在西晋《古本竹书纪年》出土之前还不完全清楚。《史记.殷本纪》与《书序》都列出四迁之地:仲丁所迁之隞(嚣),河亶甲所迁之相,祖乙所迁之邢(耿)以及盘庚所迁之殷(亳)。而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五迁之都齐备,即除有司马迁等所言之四地(邢作庇)外,还有南庚迁奄的记载,“于今五邦”得到了证明。同时可知,这五迁之地不包括成汤之亳都。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 至于成汤以前商先公之所迁,部分地点在先秦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但在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却     

中原城邑的风雅

迁殷之前盘庚的训示语提到"新邑",系指"殷"。至此,周人完全接受了商人"邑"的概念。见诸《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多士》中"天邑商"直接与甲骨文中的"大(天)邑商"相呼应。当氏族公社的一个个聚落终结时,中心邑聚的形成就是历史必然,于是,邑、鄙分开,城、乡对立,雏形初具的城邑文化就登上了历     

秦九都八迁的路线问题

关于秦九都八迁的起迄路线 ,一般认为是由甲至乙、由乙至丙式的依次相递迁徙。事实上秦都邑迁徙的路线并不都是如此直线式的 ,而是有部分的迂回。本文着重讨论了秦的首次迁都和文公、献公的迁都路线 ,认为秦的首次迁都并非一般认为的由西犬丘迁至秦邑 ,而恰恰相反 ,是由秦邑迁至西犬丘 ;文公的迁都氵开渭之会 ,非迁自氵开邑而是迁自西犬丘 ;献公的迁都栎阳 ,非迁自泾阳而是迁自雍城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

咸阳,是商鞅变法后的秦的国都。秦在周代本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小诸侯国,周平王东迁后势力逐步扩展到整个关中。它的都邑在有周一代也曾屡经迁移,见于记载的先后共九处:在西周时,为西垂、犬邱、秦,范围在陇西一带(今甘肃天水附近);春秋时,为汧渭之交、平阳、雍,即周室东迁后为秦所得的岐西一带(今陕西宝鸡、凤翔附近);到战国,为泾阳、栎阳、咸阳,更东移到泾渭下游(今陕西西安以北)。秦国都邑的逐步东移,大体上反映了它的国势的逐步向东     

也谈三代都城屡迁原因

三代都城屡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论及其原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三代都城屡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人口作为社会的主体,也无疑在三代迁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本文着重从人口的角度来分析三代都城的屡迁。     

亳在大伾说

"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上古"国必依山川"是为了君王能够通于神明,以神道政教天下.河、岳乃商作为天下大邦、共主之神灵傧居往来所在,祀之即祭祀其中的神灵.毫是建于大河要冲之大伾山上的商人宗邑,由其地则曰丕(伾、岯),筑邑其上则曰邳、(韦阝),由其宗庙形象则曰毫,皆丕山之丕的音转,其山显灵瑞而商人兴,故宗于其上.文章从商代祭河与王邑制度说起,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以两个前提、七重证据,论说毫在大伾山上,为商人百世不迁之庙.毫在大伾,则商史许多问题皆可以通解.     

试论明末清初广西的外省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广西本土商人实力薄弱,外省商人成为广西商业的主导者.清初政局甫定,广西的外省商人便形成了几大群体,其中以湖广商人和广东商人为主,江西商人、云贵商人、浙江商人等次之.这些外省商人涉足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经销日用生活必需品、贩运食盐和木料,参与采矿,有的还发放高利贷,甚至远至安南经商,体现了商人贸迁天下的精神,对桂商的崛起具有启示意义.     

从宁王遗址出土的"郁夷"瓦当探讨郁夷县故城与平阳故城的关系

据《水经注》记载,西汉郁夷县平阳故城,就是秦宪公二年迁徒的平阳都邑,所以郁夷县位置的确定对于寻找平阳都邑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宝鸡县宁王遗址新发现的“郁夷”文字瓦当和遗址的具体情况,对西汉郁夷县故城的位置、范围,其与郁夷县平阳故城的关系,及秦之平阳都邑的位置等作以初步的探讨。     

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

从盘龙城城址、宫展、贵州墓葬的存在及化面貌的性质来看,其为南方土方国的可能性不大,应是商人南下所建直系方国的都邑所在。作为商人在南土的区域统治中心,其作用应该说是多方面的,相比而言,盘龙城对商王朝来说,经济上的作用可能更加重要,一方面为商王朝在南方收取贡赋及各类物质,以保障商王室及其他贵族的生活需要和国家机构的运转;另一方面重点开采、收集南方的铜矿资源并由此转运北上,以满足商王朝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广泛需要。     

陕西岐山王家咀先周墓M19出土铜器的实验研究

王家咀位于陕西省岐山县京当乡东南约3公里．这里属太王迁岐邑．即今周原地区的中心地带。王家咀遗址在该村的北面,其遗址范围南北长1000、东西宽400米。     

戏、丽邑与丽山园——兼论秦始皇帝陵丽邑的功能与作用

"戏"作为地名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屡有提及,关于其具体所指,盖有"戏亭"①"戏水""戏邑"②等多种释义.有关戏的具体地望,历代学者都对其做了解释说明,或当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街道办事处以东约10公里的戏河西岸.     

历史地理学发展要旨——坚守区域性、历时性与综合性的学科特色

<正>1.继承与改造:历史地理学的形成自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历述黄帝裁制万里、区别州野,迄于西汉的郡国县邑、山川分野之后,以记录历代政区沿革为主,而兼及户口、水道、都邑变迁的沿革地理学在传统中国世代相继,并因乾嘉汉学之波澜鼓荡而在清代中后期臻于顶峰。清末杨守敬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     

殷墟与河洹

商自汤称王立国,累迁其都。至盘庚定都于殷,始不再迁。殷,即今河南安阳之小屯。自十九世纪末叶甲骨文字的出土以及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然而,其中并不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有的学者曾对甲骨刻辞中的“大邑商”和“天邑商”是否就是指的小屯殷墟表示过怀疑。更有甚者,有的学者对小屯是否就是殷墟也不能无疑。为了澄清不必要的怀疑和误解,就有必要对有关的问题进行探索和论证。首先对商代“邑”的概念需要进行一番探讨。《说文》:“邑,国也。从□。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就“邑”字的形     

郑桓公早期居地变迁考

《史记》载郑桓公“初封于郑”,后世以古今地名对照法言之,多谓在京兆郑县,实有可疑。由于司马迁有以诸侯国所徙之都误作始封之地的实例,惯于将诸侯定都时间长且影响力大的都邑作为初封之邑的书写倾向,故《史记》之载反不如《世本》所记桓公初封棫林,继迁拾地之说具体而合理。关于“棫林”的称名,后世多误为“咸林”,可能是受到郑玄《诗谱》及孔疏的影响。其实棫林之地于《左传》中两见,许地棫林与桓公始封地关联不大,似可排除。而秦地棫林位于泾水之西,或可与之系联,据此推考棫林地望并不在郑县(今陕西华县东),而应在陕西扶风一带,或即桓公初封之地。至于首迁之拾地,则与郑县密不可分,可视为郑国东迁前的旧郑。     

微子封建考

微子启助周武王伐纣,被封于孟渚之滨(今山东曹县),筑庙曰薄(亳)邑,奉祀其父帝乙,不久老死其地,曹县因有微子墓以及亳邑之设。周公成王东征后,迁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于宋(今河南商丘),立为宋公亦即商公,奉殷先祀,另建宗庙于其国都,即南亳,以备日常之祀。后世附会汤之“景亳”或“景亳之会”在曹县,即北亳,以及成王封微子国于宋等,都非事实,而且造成商汤之亳与微子封邑的长期混淆不清。     

试论明末清初广西的外省高人群体

明清时期广西本土商人实力薄弱,外省商人成为广西商业的主导者。清初政局甫定,广西的外省商人便形成了几大群体,其中以湖广商人和广东商人为主,江西商人、云贵商人、浙江商人等次之。这些外省商人涉足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经销日用生活必需品、贩运食盐和木料,参与采矿,有的还发放高利贷,甚至远至安南经商,体现了商人贸迁天下的精神,对桂商的崛起具有启示意义。     

州来、豫章和寿春城的发展

州来、豫章和寿春城的发展陈怀荃一淮上名城寿春,是战国时期楚在东国的首要都邑。这一都邑是春秋时代州来城邑的发展,凭借豫章通道沟通江淮的优势,从战国初年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春秋初年,楚顺淮东下。当齐桓公称霸之初,即与楚相争于淮泗间。鲁庄公二十六年（齐桓...     

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

邑土国家指以都邑为中心、以属邑为基础的国家形态。商王国狭义边疆,指王畿四境,相当于四戈地区,王畿外缘的边邑或边鄙是其边境;广义边疆还包括“四土”中附属于商王的诸侯方国。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因生产力不发达,商王不能对分布于辽阔地域的各类方国实行直接统治,只能通过臣服首领、索取贡物的方式建立间接统治关系。周王国的疆域格局由王畿和封国组成。按封建制度,各封国的土地、人民受自周天子,周室强大时诸侯国属西周边疆。周室不振,周天子逐渐成为名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便不能算周朝边疆。周朝边界惟以郊外遂人所居边邑边鄙为限了。     

商代异族邦伯考

商代甲骨刻辞中出现多位"伯"称,相对商人而言均属异族。武力征服并不时加以诫敕诰教,是商人控制异族邦伯的主要手段。商人的征服多出于军事或经济目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内部结构,导致不少邦伯服叛不定。但整体来看,迟至商晚期,"邦伯"已成为王朝"外服"中一类重要的政治团体。部分邦伯转为王朝的"亚""师""射""臣"等类职官。商王为邦伯占卜或侑祝,尝试建立精神层面的联系,但受习俗限制,融合并不理想。相对而言,周人以周礼对异族邦伯加以规训则更为成功。商人以直辖邑控制邦伯地区的资源与人口,施加商文化影响,这种直辖邑时设时废,并不固定。周人则通过封国对封域内邦伯加以因治,统治形态更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