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汉墓随葬动物形象的“器物观念”

本文探讨了长沙汉墓随葬品不同"动物"形象所蕴含的不同的人文观念,借用美术考古学家的"器物观念"概念,分析不同"动物"形象背后隐含的古人精神世界。笔者将"动物"形象分为现实动物形象、神话"动物"形象和"动物"组合形象三类,分析其所依次表现出的"事死如事生"的世俗观念、以龙凤为主的神话观念和"天地相协"的理想观念。     

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

四川是祖国的一块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古代,这里生息着巴人、蜀人和其它数十百个大大小小的部族、部落。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并对祖国文化各自作出了贡献。巴、蜀在秦统一以后、西汉以来,成为全国的重要产粮区,并为祖国的统一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汉代四川农业的高度发展,从考古发掘材料中生动地体现了出来。     

考古材料所见辽代围棋初探

辽代围棋的考古发现主要包括棋子、棋盘等围棋文物及辽墓壁画、绢画上的围棋图像。受汉文化影响,辽代围棋是在继承唐代围棋传统,受北宋围棋影响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征发展而来的。辽代流行十九路围棋,与唐宋围棋活动无明显区别,围棋已成为全民性活动,流行时间长,地域范围广。     

关中汉墓随葬短环首刀研究

关中地区的两汉墓葬中常出土10～40厘米左右的短环首刀。本文对关中地区汉墓中随葬短环首刀的形制、组合、出土位置并结合墓主身份等级进行梳理,认为西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铁质为主,数量众多,应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功能或为“削”和“拍髀”;铜质短环首刀数量较少,且多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作为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随着丧葬观念的变化,东汉时期随葬短环首刀以铜质居多并逐渐平民化、明器化,且不再具有身份等级象征意义,仅为一般随葬明器。     

河南柿园汉墓随葬大批半两钱原因浅析

柿园汉墓位于河南省永城市东北30余公里芒山镇柿园村东的一座小山上,西北距梁孝王墓约500米。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商丘市文物工作队与永城市文管会于1990年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一座“斩山为廓,穿石为藏”的大型崖洞墓,由墓道、斜坡甬道、主室、棺床室以及7个侧耳室组成,墓道坐东朝西,宏伟壮观。     

徐州土山汉墓公众考古纪实

<正>土山汉墓位于徐州云龙山北麓、今天徐州博物馆院内,北魏以来一直误载为范增墓,多称之为"亚父冢",经过考古学家的清理发掘,其实为东汉彭城王墓地,包括3座墓葬(M1~M3)。本次公众考古活动项目的地点是2号墓,为土山汉墓的主墓,于1977年钻探发现,当时清理了墓道边的东耳室。1982年,徐州博物馆继续对2号墓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封土至黄肠石,后来由省市文物部门共同发掘。2006年,在     

随葬陶器形制所见西周时期关中社会的多样性

本文对西周时期关中地区随葬陶器进行分析,指出了在陶器特征和组合方面,不同聚落之间的差异性和整个关中地区的多样性。认为陶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地域性的差异既存在于关中东部和西部之间,又存在于不同的聚落之间。还尝试从地域、族群、等级、性别以及生产者和使用者主观意愿等层面对其成因进行阐释。     

文献和考古材料所见五代南汉国的海外贸易

正一、引言南汉国为五代十国之一,是岭南地区第二个以广州为都的封建地方政权。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唐清海、静海节度使刘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其疆域东至今广东福建之交,北抵湖南郴州;西控广西大部;南逾海南岛,周边与闽、南唐、楚国和少数民族政权大理等地方政权相邻,强盛时拥有六十州。宋开宝四年(971年)被北宋所灭。从刘岩正式称帝计,南汉历三世四主,凡五十五年。在刘岩之前,其兄刘隐于唐天佑元年(904年)任清海军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受朱温册封为大彭郡王,后改封南平王,进封南海     

山西蒲县曹家庄墓地随葬动物研究

曹家庄墓地位于山西蒲县蒲城镇曹家庄村,时代介于战国中期至新莽时期。通过对该墓地随葬动物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葬动物以羊为主,次为猪和鸡,鸡在汉墓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随葬动物的组合方式反映出其半牧半农的经济类型;多以牲肉随葬,所使用的部位主要为前肢,不用头、蹄;战国墓葬中随葬牲肉的性质可能与文献记载的“苞牲”有关;西汉武帝后期墓葬的用牲方式与匈奴墓随葬头、蹄的习俗有明显区别,应是对原有土著习俗的因袭,若其族群确为匈奴人,那么用牲方式的变化应是其汉化的重要表现。     

浙江汉墓出土铜器皿考古研究

铜器皿在经历了三代时期的辉煌后,进入两汉逐渐走向衰落,从而完成了从礼器到实用器具的转变。即使如此,铜器仍然是两汉时期社会上层热衷使用的器物。本文对浙江境内两汉时期所出铜器的时空分布、来源、使用情况等问题进行探讨。     

考古发现所见北朝颈饰研究

考古发现所见的北朝颈饰资料有实物和图像两大类,主要分布于山西、河北、河南、宁夏和陕西5省,根据其形制可划分为串珠、项链、项圈、璎珞、披帛5类,尤以不同质地的珠饰穿连而成的串珠饰品最为常见。北朝时期的颈饰呈现出鲜卑民族服饰传统、中原汉族服饰审美以及西域特别是佛教文化三种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时代特征。     

山东地区几个周代墓葬随葬动物分析

近些年来,山东地区周代考古成果显著,笔者拣取其中几个重要墓地,对出土的随葬动物尝试进行一下简单分析。这几个墓地包括有长清仙人台[1],滕州前掌大[2],东江小邾国[3]和新泰周家庄[4]。     

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成果论证会纪要

大云山汉墓位于江苏省盱眙县马坝镇云山村大云山山顶。2009年初,大云山发生了严重盗墓事件。同时,由于现场不断受到开山采石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9月～2011年12月,南京博物院对此区域进     

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的考古发现

<正>望牛岭墓地位于广西合浦县城南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浦汉墓群的重点保护区,西北距离汉代合浦郡故城—草鞋村遗址2.2公里。墓地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1971年为配合基建曾发掘M1墓室和M2,2020—2022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合浦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等单位为配合海丝遗产保护展示再启墓地发掘。两次发掘,共解剖清理西汉时期的墓群封土堆1座、墓葬25座以及沟、坑、灶、柱洞等遗迹。     

陕西考古所见外国和少数民族文字

作为著名“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是东南亚各国与西域交往及西方诸国来中国的必经之路和中转站,中外文化交流在这里大放异彩。据《唐六典》记载,唐朝政府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这座辉煌灿烂的国际大都市,他们和种族截然不同的中国及其它国家的人们进行政治、宗教或商贸方面的沟通和交流,美国学者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对外国人云集长安、各种文化竞显风采的繁华场景是这样描述的：“突厥王子仔细揣摩着来自阿曼的珠宝商的神情举止;而日本的参拜得则以惊奇的目光凝视着粟特商…     

考古资料所见简帛时代书籍装具

为了收存和保护书籍,中国古代发明了各式各样的装具。简帛时代经常使用箧(竹笥)作为装具,讲究一些的用漆奁。传世文献中对简帛时代的书籍装具记载不多,自二十世纪以来,战国秦汉墓葬出土了很多简帛书籍,其中有不少在出土时伴随装具遗存或包裹织物的残迹。由于这些书籍装具遗存大都腐朽过甚,有的甚至属于盗掘品,原来的装具仅存残片,而且相关信息分散于诸多整理简报中,不易寻踪,除了个别发现曾引起书籍装具研究者的注意外,大多数材料则未能进入书籍史研究者的视野。本文收集历年发现的简帛书籍装具资料,按照竹笥、漆奁和帙三类分别梳理,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分析、总结简帛时代书籍装具的特点及其对书籍保护的意义,同时希望引起书籍史和古籍保护研究者对这部分资料的关注。     

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探述

琥珀制品在两汉时期风靡一时,琥珀印在琥珀制品中颇具特色。本文在对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出土地域、自身特征、出土位置及伴出物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出土琥珀印的墓葬等级较高,且出土位置特殊,并伴随有水晶、玛瑙、海蓝宝等贵重宝石。这些宝石的产地可能源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而这类随葬品在两汉墓葬中的流行亦体现了当时物质交流的成果。     

考古资料所见的唐代胡人女性

考古资料较为少见的唐代胡人女性却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她们作为俘虏、贡人或商品来到唐朝,成为西域服饰传播者、西域饮食制作者、西域乐舞表演者、西域习俗实践者、丝路贸易参与者或经历者、军事战争体验者、政治礼物传承者、民族宗教坚守者等多重角色,对唐朝乃至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考古资料所见汉代“烧烤”风俗

汉代社会的饮食风俗,除了蒸、煮、煎等方式外,烧烤亦较为普遍。史籍中"燔炙"的画像表现,多见于陕北、四川、河南、山东等多地画像石资料,主要是以"簇"穿肉的串烤形式,未见《释名》所载"貊炙"的全牲烤法,因此尚无法断言中原地区烧烤烹饪的饮食习惯源于"胡俗"。汉代社会的炊用具从陶制向铁制的转化,构成了烧烤烹饪流布的技术背景。相关考古资料揭示,木炭"不烟不炎"的特性,成为"燔炙"的理想燃料选择,贵人富室更有"桑炭甚美"的偏好,这不仅显示了汉代饮食文化的丰富总结,也为我们认识汉代社会风俗提供了新的视角。     

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探述

琥珀制品在两汉时期风靡一时,琥珀印在琥珀制品中颇具特色。本文在对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所见两汉琥珀印资料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对其出土地域、自身特征、出土位置及伴出物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出土琥珀印的墓葬等级较高,且出土位置特殊,并伴随有水晶、玛瑙、海蓝宝等贵重宝石。这些宝石的产地可能源自南亚或东南亚地区,而这类随葬品在两汉墓葬中的流行亦体现了当时物质交流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