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批准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并任命文教界领袖蔡元培为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最早成立的几个研究所之一,傅斯年长期担任所长,为史语所赢得较高的国际声誉。     

结合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

60年前,1931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李济(1896—1979)先生是我的老师,1934年以后,我在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李济先生是我的领导。今天纪念李先生诞辰95周年,不禁引起了我深切的怀念!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在广州设置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在北海办公,所本部设在静心斋,考古组设在蚕坛。史语所所长傅斯年(1892—1950)     

史语所在李庄

1928年,傅斯年创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那是中央研究院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所,研究范围包括历史、语言、考古、民俗、民族、人类等学科。傅斯年以组织精英学术集团的方式,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凌纯声、吴定良等著名学者参加史语所各组的研究工作,在发掘新问题、     

从相知到相离：傅斯年与岑仲勉关系考论

傅斯年与岑仲勉是中国现代学术谱系中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家，两人之关系经历了从相知到相离的过程。岑仲勉早年侧重中外史地研究，志在与国外汉学家交流与竞胜，这种“预流”的学问暗合了傅斯年与域外汉学角逐的理念，于是也成为他进入史语所的入场券。岑仲勉与傅斯年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缘于岑氏在史语所中“逾越”中古史而从事上古史与语言学研究，超出了工作范围，实则折射出以傅、岑为代表的现代史家对于采取何种路径建构自身话语体系和推动史学专业化的认知分歧。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     

傅斯年与抗战时期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

<正>1938年,北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陆续迁至昆明。出于发展学术、合作育才的初衷,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秘书长郑天挺等人积极合作,重新恢复了因战乱中止活动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一傅斯年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1920年公布     

纪念王世襄

1943年王世襄去见傅斯年,表达想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愿望,博斯年得知王世襄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断然拒绝“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根本不配到我们史语所!”后来是梁思成接纳了王世襄,从此王世襄成了李庄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员。     

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史实述论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遇和便利条件,傅斯年在广州创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且开展了许多工作。史语所迁往北平是大势所趋,有利于自身的发展。本文着重分析相关历史事实,希望对此问题的研究有所补充。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民国时期史语所学人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史语所学人是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所长傅斯年对学院化的经济史研究持包容立场。史学组主任陈寅恪与社会经济史也有所关涉。史语所中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成就最大的当推与"食货"派渊源甚深的全汉升,何兹全、徐中舒、胡厚宣、劳干诸人均有独特造诣。他们的研究范围涵括上古、两汉和唐宋各个时段,侧重于商业、农业、财政领域。社会经济史成为史语所与20世纪国际史学新潮流的一个交汇点。史语所学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实证化特点,与该所注重史料的学风相契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化,开辟出唯物史观之外的另一种学术路向。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

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北大复校时期的傅斯年与郑天挺

傅斯年先生与明史专家郑天挺先生为北大同学．傅先生于抗战胜利即代理北大校长,时郑先生任北大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且负责接收校产及筹备复校。傅、郑的交谊傅斯年先生与郑天挺先生系北大五四时期国文系同学,傅1919年毕业,高郑一班。郑先生自1933年起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秘书长。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亦在北平,傅先生又在北大史学系教课,故与郑先生时相往来。1938年,史语所亦与北大同迁至昆明。北大与清华、南开一起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但各校仍有独立系统存在。中研院、史语所亦在昆明,因傅先生关系,与北大异常密切,形同一…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进步要归功于史料;二是倡导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否认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三是坚持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需要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另外傅斯年也形成了一系列史学方法论,主要有历史比较法和思想史研究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

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创设于南京,直隶于国民政府(1948年改隶总统府),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该院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一、史语所组织沿革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有感于历史与语言研究之重要,命傅斯年为筹备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等处及云南人类学知识的调查.10月正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逐步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考古等组.因北平史料最为丰富,故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即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往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外祸日迫.平津危急,史语所遂于1933年春南迁上海.与此同时,在南京鸡鸣寺着手兴建所址.1934年秋,南京新址落成,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路1号.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经长沙迁往昆明,1940年冬再由昆明迁往四     

陈训慈友朋书札二通跋

本文刊布已故陈训慈先生保存的友朋书札二通,一为顾颉刚先生所作,一为傅斯年先生所作。前者反映了1943年重庆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後与四Jil成都地区学术界的关系,後者可见193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与浙江省博物馆在文化上的协作。文中引证相关资料,对书札的确切写作年代、具体背景及内容作了分析说明。     

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群玉集碧云集

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收藏,很可观。早在1928年史语所成立时起,就刻意搜集图书文献,目前藏有明清以前的善本书约三千八百余种,四万六千余册,其中复本绝少,且多罕见珍秘。如宋监本《史记集解》、宋本《南华真经》、宋刻《文苑英华》残本等,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

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始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却是《史学方法导论》。该讲义可能并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几讲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写的系统文本作为依据,有助于理解其近乎口号的观念,避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以比较求得近真与头绪,是将史学与史料学有机联系的关键;而把握扩张史料与新旧史料,整理材料与"聪明考证","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与"虏学"、"全汉",以及考订与"大事"的关系,可以寻其本意,扩张积极效应。     

王汎森 思想如何经世致用

2012年初秋在台湾中研院见到的王汎森先生比4年前消瘦许多。他失掉了一些体重,增添了一些责任,比如,两年前由“中研院”历史最久的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由傅斯年创建）所长而成中研院副院长。他主要的学术职位包括“中研院”院士、英国宝家历史学会会士。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

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辨析江心力傅斯年在１９２８年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主张成为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厘清它产生的渊源及基本内涵,对于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