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与考古学研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认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开始提出的,但是早在1917年夏天,王国维已经明确提出"二重证据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但是王国维只是强调了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作用,但其实纸上材料对地下材料的作用也很大,在考古学研究过程中更不容忽视。因而,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纸上材料。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考古研究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正>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梁启超的两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     

二十一世纪古史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183;四”新文化运动迎来了科学与民主思想和西学东进的洪流。随之而来的新史学观,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在二三十年代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的崛起,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力行,郭沫若“清算中国古代社会”的旗帜高扬等等,而对中国古史研究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则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和安阳殷墟的开始发掘,应是中国自己的考古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新生的中国考古学任务十分明确,     

“太伯奔吴说”的困惑与探赜——兼议江苏地域文明探源中的特殊文化现象

<正>1925年,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1]考古学是实证科学,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以考证古代历史是“二重证据法”的内核。吴文化是江苏的地域文化。吴文化研究首当其冲的是句吴文明的发端,而有虞氏部族的南徙又与句吴发端密切相关。因此,应用“二重证据法”研究有虞氏的南徙与句吴文明的发端,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有机组成,也是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构成。     

“二重证据法”新论

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要以“二重证据法”研治古史,这一卓识对以后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七十年后的现在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二重证据法”提出的文化背景与观堂之学十九世纪后期,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知识界也开始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传统的乾嘉汉学因严重脱离现实而渐失昔日尊荣,龚自珍、康有为等人先后提倡今文经学,借以鼓吹社会改良。不但如此,一些早期的、带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还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介绍到中国,如康有为、王韬、唐才常等人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     

"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之再辨析

在殷墟发掘以前,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1925年述学社《国学月刊》;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给中国史学开辟了一条新路。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与古文献相结合,相互印证,相互说明,以解决学术上的疑难问题。殷墟发掘以后,此法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扩大了范围,把地下的考古材料（包括古代文字在内）与古代文献相结合,以研究中国考古与中国古代历史。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二重证据法的几处误用

自"二重证据法"提出以来,将考古发现运用于《左传》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趋势所在。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是《左传》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大量采用运用二重证据法来疏证《左传》是该书的一个特点,但其中间有不当或谬误之处。本文仍从新近考古发现入手,对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5处误用二重证据法的地方进行补正。     

学者聚焦夏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层论坛(2020)暨第十二届"黄河学高层论坛"于2020年9月23日在河南开封举行,本次论坛由河南大学等单位主办,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在"夏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圆桌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河南省文物局局长田凯指出,夏文化研究是中华文明进程及国家起源研究工作的关键,在中国文化研究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李济先生提出考古重建中国史,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     

“徐中舒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为了庆贺徐中舒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由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徐中舒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七——十九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十余名学者出席了大会,与会者通过对徐先生在先秦史,古文字、考古学、明清史、四川地方史等方面的研究回顾,一致认为徐先生学问渊博,学术渊源于桐城派的朴学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马     

蜀王蚕丛考辨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是"蚕丛"。     

饶宗颐关于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研究

饶宗颐先生治学广博,文、艺、学皆擅,在中华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诸多领域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学界所共仰。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华文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念兹在兹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饶宗颐主张之"华学",即"知己功夫、反求诸己"的传统中华文化之学,他认为现今国人应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真义,重塑民族文化自信心。研究"华学",必须具备史学的关联主义,故首倡"三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等方法。饶宗颐更提倡"新经学",即中国古典学在新时代的复兴,希望建立一套全面而系统地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感情传统的"圣经",为当代中华文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为此,学者可以先成专家,然后再追慕会通,以终成"通人"为目标。     

“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

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思想经历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留学英国期间,夏鼐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文化系统说,呈现了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思想。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为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中国近代考古学奠立的基础有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传统金石学的发达;二是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传入。梁启超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和介绍,同时还密切关注考古学的田野调查和发掘,并广为宣传和大力扶持,为考古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综述

正2019年7月27—28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青海师范大学主办,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黄河文化研究院承办的"西北早期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在青海西宁召开。全国百余位与会学者对提交的90篇论文,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勘     

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及内容的定位

综合中国已有的民族考古学相关实践,以及前人的若干理论认知,从民族考古学的命名、研究目标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基本内涵出发,对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进行解读。基于阐释古代人类文化这一共同目的及"人"和"物"两个层面,认为应将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视角、方法及对象综合考虑,并结合人类的特性,对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做具体划分。在目前难以确定学科归属的情况下,民族考古学暂时作为一种阐释古代人类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存在。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将民族学与考古学这两种学科方法综合,并且在这种综合方法的运用中必须以角度和对象的融合为前提。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涵盖行为、社会、观念、心理,自下而上四个层次,但并非互不关联的四个领域。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科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主题,它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在考古学的早期形成阶段,科学是考古学的形成基础;在过程考古学阶段,科学在一般方法论与专门知识上提供了众多的支持,过程考古学也以要成为科学为目的;到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后过程考古学阶段,科学成了要超越的对象。三个阶段中,科学所蕴藏的内涵在不断改变,影响到考古学的目标以及实现它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作为科学的考古学"的讨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相对缺乏科学的传统。当前阶段,中国考古学还需要加强科学基础,进一步发展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同时吸收后过程考古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上的部分优点。     

关于古文献学内涵的全面认识与具体贯彻

<正>一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还有着不断整理、研究和利用这些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产生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完整、科学的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包括传世古文献和出土古文献,但以前者为主体,因此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涵盖两方面,并且产生了两方面结合、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但历来侧重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