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丹尼斯·维涅(Jean-Denis Vigne)访谈录

李、吕:您是如何开始对考古学产生兴趣并最终把研究方向集中到动物考古方面的? 让-丹尼斯·维涅:我从10岁起就对海洋无脊椎动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1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定期参与正式的考古发掘.自然而然地,我对发掘出土的贝壳及骨骼产生了兴趣.发掘的负责人给了我极大信任,让我去研究这些贝壳及动物骨骼,于是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还鲜有研究的领域——人类社会与动物的关系(即动物考古学).动物遗存蕴含的丰富信息使我迅速着迷.掌握这个研究领域需要了解很多学科的知识,比如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等等.在大学里,通过选修课程的方式,我先后学习了地质学和生物学,然后又学习了考古学,并且每年都会参加至少两个月的发掘活动.     

菅谷文则先生访谈录

<正>李水城:你是怎么喜欢上考古的?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国考古?有家学传统吗?或者说你曾受到某人的影响?菅谷文则:应该说是受明治维新的影响。我们家从曾祖父起便失去了所谓的"家学"传承。但是比我年长19岁的大哥是学中国六朝文学的,所以家里藏了很多线装书。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老家有一次古坟调查活动,我有幸参加了几天。虽然仅仅是帮忙运运土,但这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考古。而真正进入考古学领域则是进入大学之后,由小野胜年(1905年—     

“考古”百议

<正>考古学要求有广博的知识,要求有能够从事野外调查发掘的能力和技术,但考古并不神秘,也并不难学,关键是喜欢、是热爱,喜欢上了,热爱上了就有学好的动力,就能学好、掌握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就能在考古实践中发现更多信息,     

马丁·琼斯(Martin Jones)教授访谈录

刘歆益:您最初是怎么对考古学产生兴趣的?马丁:从儿时起我就对过去充满了好奇。记得我第一次想到可以从地底下挖出古老的东西时,我才8岁。记得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是在距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②不远的一个叫弥尔湖村     

以法国南部阿拉戈遗址为例 “旧石器时代遗址”如何开展公众考古活动?

<正>根据北京联合大学与法国人类古生物研究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2015年7月赴法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在为期38天的实习生活中,我们通过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和"史前文化节"等活动,对法国考古遗址尤其是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过程中所开展的公众考古活动有了进一步了解。多渠道开放考古工地     

滨田耕作和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

滨田耕作是日本考古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日本考古学的创始人。他一生多次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合法和非法的考古发掘活动。他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关于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但是,也需要看到他的考古行为和理论密切配合并为当时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提供了学术论证。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一代领军人——尹达同志

尹达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31—1935年是他考古的奠基期,1936—1937是他考古丰收期,1938年—1949年是他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酝酿期,1950—1983年是他对新中国史学、考古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挥指导作用的时期。尹达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1.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第一代开路先锋。2.是详细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分期问题上错误观点的第一人。3.倡导、指导以考古材料复原历史的正确研究方向。4.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考古研究的领军人。尹达身后形成的诸如文明起源等的理论诚然是巨大进步,但同时也是尹达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延伸和继续。     

殷墟考古78年

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迄今已78年了。在我国古代文化遗址中,它是发掘时间最长,发掘次数最多,发现的遗迹、遗物最丰富,参加考古发掘的人员最广的一个。78年来,殷墟考古的历程,反映了我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发展到繁荣的历史。     

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

今年,是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从事考古工作55周年,恰好也是他诞辰80周年。他从1934年主持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基地以来,一直始终不渝地探索与追求,坚持考古科学的自身特点,在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考古学文化谱系和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布规律与格局、考古田野工作基地建设、考古报告编写、考古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他又特别强调考古学是个独立的学科,要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与束缚,为考古学的研究开拓出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他的这些贡献,促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加成熟,更具特色。他从1952年至1982年,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现考古学系)教授,兼考古教研室主任。他用广博精深的学识、严谨朴实的作风、慈爱宽厚的胸怀,培养了校内外几代考古工作者。他的这些学生,在全国考古文物工作各个层次的岗位上,正在充分发挥出核心与骨干作用。为庆贺苏秉琦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和诞辰8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组论文在本期发表,以此作为鲜花,献给考古学导师苏秉靖教授和考古文物界的朋友们!     

不可思议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是一门迷人的科学,许多时候连考古学家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考古发掘中,有时你越是期待着的东西,似乎越是不那么如意;可是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它却出现了。考古学还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科学,并不是考古学有多么神奇,而是考古发现的神奇。青海民和县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出土的面条遗存,就很能够说明这些。     

考古发掘的新思考

考古发掘的新思考曹兵武一考古发掘是考古学的重要环节。如果将考古学按资料的回收、整理、分析、研究并得出结论、结论的验证这样的操作流程来观察,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的基础,后边各个环节以及认识结论的准确性程度,都必须接受发掘的制约和检验。如果将考古学按照认识...     

斯人去矣 斯人永存──缅怀苏秉琦先生

苏秉琦先生走了！他那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他那高大伟岸的身躯,他在考古学方法论与科学方法上的建树,他对地方尤其是四川考古事业、考古机构与专业人员的关怀与指导等等,时至今日仍然历历在目,回味无穷！苏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科、考古事业的发展奋斗不息的一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说,苏秉琦先生“从1934年起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光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4年主持了洛阳中…     

李济 失踪的大师

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在半个世纪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他一生从事考古,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在大陆销声匿迹……     

夏鼐与惠勒博士——追溯一段学术史

莫蒂默·惠勒(1890—1976年)是出生于英国的世界考古史上的知名人物,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罗马艺术与建筑、英国史前遗址、罗马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考古。他在皮特·里弗斯将军提出的考古发掘方法和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科学的田野考古方法,他主持的梅登堡发掘达到了他所在时代的前所未见的高度,为田野考古树立了新标杆。与此同时,惠勒热衷于发展考古教育事业和公共考古事业,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夏鼐在留学英国期间,尤其是1935至1936年间,曾跟随惠勒学习田野考古方法,并参与了1936年夏天的梅登堡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夏鼐阅读了惠勒的多部新作,追踪了惠勒的考古发掘技术和思想。本文将依据《夏鼐日记》所记夏鼐与惠勒的交往和对惠勒著作的阅读,勾勒出一段学术史。     

翁文灏与中国早期文物考古工作

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对中国早期文物考古工作又深有影响。他不仅主持了周口店中美考古发掘等深有影响的考古工作,而且一手建立了中国考古学国际合作的范式。此外,由于翁文灏学术、政治上的声望和影响,他又在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许多重要文化学术机构兼任要职,参与决策了早期博物馆建设、战时文物搬迁等许多重要工作。他本人对考古研究也有所贡献。     

考古探险与文化线路调查——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例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05年开始涉足考古探险,设定的考察基本是以考古学为主,多学科专家参加的综合性考察,10年来成果颇丰,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加深了我们对古代文化线路重要性的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开阔了学术视野,有利于年轻学子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成为考古发掘的补充,有利于文物保护,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也是近期文物考古工作的一大亮点。     

仰韶和她的时代

对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而言,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意义重大。或者说,仰韶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起点。因仰韶村的发掘得名的仰韶文化、遍布中原的几千处遗存、以及这个考古学文化里非常核心的器物要素——彩陶和小口尖底瓶,在某种意义上代言了公众对史前考古的认知。而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时代,遍布在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学文     

留住斑斓色彩 再现千年画卷 徐显秀墓壁画的科技保护工作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住考古学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考古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将文物科技保护上作贯穿于考古发掘的每一个环节,这是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的考古发掘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温润如玉的考古学家卢兆荫先生

年逾九旬的考古学家卢兆荫先生是中国汉唐时期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先后发掘过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和西市遗址,以及河北满城一号、二号汉墓,曾主编考古学专刊《西安郊区隋唐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参加编写《中国玉器全集》,出版《玉振金声一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稽古文存——卢兆荫汉唐考古文集》和有关满城汉墓发掘经历的书...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