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非单棺墓葬的考古学意义观察——以中小型墓葬为观察对象

汉代的非单棺墓,即同穴多人葬,包括有亲缘关系的合葬墓和非亲缘关系的主仆同葬墓。本文所论非单棺墓,为有亲缘关系的合葬墓。这类墓葬的考古年代学类型有同时合葬和异时合葬两种形式。同时合葬因迁葬或同时丧亡而形成,异时合葬则由于先后丧亡因而先后入葬形成。异时而葬的合葬墓,墓主葬入的时间虽有绝对的先后,但因考古学研究方法的特性,对先后葬入的随葬品的考古年代学分期,会有同一时间段或不同时间段两种结论。对于非单棺墓葬的研究,我们首先要重视资料报道的准确件,其次要以对单棺墓葬的分析作为研究的前提,此外要注意辨析同一墓葬内和不同墓葬间不同器物群组之间的关系。     

墓葬习俗中的性别研究——以贾湖遗址为例

贾湖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早期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该遗址发现了大量墓葬及保存相对完好的人骨,本文尝试从性别考古学的角度对该遗址中墓葬习俗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作一初步探讨。     

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

本文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考古材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来揭示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百工"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周原齐家制玦作坊手工业墓葬的分析表明,西周时期依附式(贵族或王室拥有)手工业生产者身份存在着等级差异,既包括平民、奴隶,还包括作坊的管理者及小贵族等。就其劳动力构成而言,绝大部分生产者当并非奴隶。     

秦汉墓葬出土简牍的考古学考察——以江汉地区为中心

<正>目 次一 出土简牍的秦墓二 出土简牍的汉墓三 简牍的随葬方式及其反映的葬俗四 简与牍的应用及编册形式五 结语秦汉墓葬出土的文字资料以简牍为大宗。随葬简牍是这一历史时段的葬俗之一。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这种习俗虽上承战国,不过埋藏简牍的方式、简牍编册形式、性质和内容等已发生变化。汉承秦制,但这方面的葬俗也有不同特色。以往学者就此作过大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汉晋变迁考古学研究的地域意义——以安徽马鞍山地区吴晋墓葬为材料

分区是考古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因文献记载的详细、考古材料的连续、集中,使具体地点的考古学分区研究有了进一步细化的可能。安徽马鞍山地区吴晋墓葬在孙吴和东晋两个时期有着显著的区域特征,这与该地特殊的区位有着很大的关联,而这些规律的总结正体现出汉晋变迁考古学研究的地域意义,从而对历史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有意探讨。     

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

<正>二里头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以其为典型遗址的二里头文化则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史无前例的都邑的庞大化与大范围的文化辐射构成其最重要的特征①。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青     

历史城市地标建筑遗址的价值观察——以安庆大观亭为例

大观亭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庆的地标性建筑,是皖江地区乃至长三角地区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和文化符号。由于历史的原因大观亭主体建筑已然湮没成为遗址。但其固有的"文化精神"依然存在,并传承于人们记忆之中,遗址本身也亟待保护。对标文化遗产价值体系对大观亭遗址的价值进行重新梳理和再认识,可以为城市核心区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提供新的思路。     

浅论动物考古学中两种肉量估算方法——以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

动物考古学是利用动物学的相关知识来研究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骸的一门学科,其研究范畴包括复原古代的生态环境、探讨动物与人的关系,分析人类的生产活动、生活行为、社会结构和文化面貌等方面的问题.动物考古学开展较早,关于欧美的动物考古学简史已有学者进行过总结①,随着研究的深人,近年动物考古学又有新的进展②.中国学者在上世纪20年代以来就注意收集动物化石或骨骼的资料,并开展了相关方面的有益研究.近年,中国的动物考古开展较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预防性保护理念下的土遗址保护——以统万城遗址为例

统万城遗址距今已有近1600年的历史,是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国都遗址。统万城遗址留存有大量历史遗迹,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发展、民族交流,特别是研究生态脆弱地区环境变迁的重要实例。由于自然损坏、人为破坏和管理不善等原因,统万城遗址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根据不同病害产生的原因、病害的发展特征以及对遗址稳定性的影响差异分析,统万城遗址病害主要表现为风蚀酥碱、人为破坏、生物破坏、自然坍塌、裂隙发育等。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下,统万城遗址的保护修复以现状加固维修为主,尽量减少对遗址本体的干预,并通过系统监测和日常维护,对遗址面临的风险进行预判和采取必要保护措施,把统万城遗址的风险降到最低。     

北朝晚期墓葬形制研究——以北魏洛阳时代至北齐都城地区的墓葬为例

北朝晚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也体现在了墓葬文化面貌上;而墓葬形制结构作为丧葬礼制的重要表现方面,对于墓葬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墓葬形制结构的角度出发,以区域为单位,对北魏洛阳时代和东魏、北齐时期都城地区的墓葬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与史学研究成果,进一步总结了墓葬形制结构方面等级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因素及其传承与变革的情况。     

晚唐魏博镇女性形象的考古学观察——以安阳晚唐墓壁画为例

安阳地区在中晚唐时期属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镇。近年来,在安阳发现了三座晚唐大和年间壁画墓,绘有多个女性形象,身份多是家居仆侍。这些女性的服装阔大,发式多样,妆容奇特,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结合相关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传世画作,对壁画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观察分析,可以了解晚唐时期魏博镇女性的服饰、发式、面妆及生活风貌。     

试谈商周墓葬的几个问题——以山东地区为例

以往的墓葬研究多集中于出土器物和葬制葬俗,对墓葬本身却有所忽略.以山东地区商周墓葬为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墓葬的长、宽比值以及墓口与墓底的比值,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一定特征;墓道的有无可能取决于棺椁下葬习俗和墓葬的规模,而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没有必然联系;山东地区壁龛墓数量较少,其族属可能有别于同一墓地的其他墓葬;器物箱的使用是东夷人的传统,并于春秋时期影响到中原及其他地区;鲁南、鲁北地区墓向较杂,这可能源于两地居民族属的多元性,而鲁东、鲁东南两地则继承了早期东夷人的传统,皆以东向为主.     

浅谈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以徐州地区汉墓为例

我国的汉代墓葬分布区域广,发现数量多,已经具备了进行区域性研究的条件。进行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既要作基础性的研究,又要在基础性研究之上作相关社会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做到对区域性墓葬的全面研究。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可以推进整个汉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进而达到我们进行墓葬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试论空心砖在古代墓葬构筑上的应用与价值——以洛阳地区古代墓葬为例

空心砖开启了古代墓葬构筑材料的创新。在汉代墓葬的构筑中,空心砖对墓室结构的变化、空间的增加以及墓室壁画绘制空间的拓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空心砖是古代一种集材料、工艺、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创造性产品,也是承载着汉代装饰与绘画的珍贵美术历史遗物。     

考古遗址的活态展示与公众参与——以德国杜佩遗址公园的展示和运营为例

德国杜佩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与运营独具特色,公众参与了展示和运营的全过程,对中国的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和展示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国对考古遗址进行展示方面,已经形成了不少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但在公众参与、展示方式、更深入的教育内容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考古遗址的活态展示和公众全面参与,应当成为未来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方向。     

壁画墓葬整体搬迁保护——以太原市西中环南延M55唐墓的整体搬迁为例

在对西中环南延M55唐代壁画墓整体搬迁过程中,深感墓葬壁画搬迁前的前期研究保护非常重要,并结合以往墓葬搬迁保护的经验与存在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壁画墓葬异地保护的整个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协调与安全操作为今后此类工作提供一个较好的范例。     

太岳革命根据地革命遗址保护和利用研究——以阳城县为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阳城县作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腹地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首脑机关所在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革命遗址。这些遗址内涵丰富、种类多样、地域特色鲜明、分布范围广,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总体保护情况较好。文章建议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增加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提高文物保护级别,构建文旅融合的模式发展利用。     

浅析陕西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模式——以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为例

新建或改建知名度较高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成为很多地区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途径。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就是这种发展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例证,采取的是“小隐”型逐渐向“大显”型转变的发展模式。文章通过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案例浅要探析陕西省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现状和不足,针对现状初步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转变发展模式的发展策略。     

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在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卑南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在制订保护规划、强化公众遗产保护意识、建立遗址文化公园并重视经营管理与宣传、加强学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陆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遗址保护规划区划的划定分析研究——以广东大遗址为例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正确的划定对大遗址的保护尤其重要。以广东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规划为例,目前国内大遗址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划定的范围缺乏技术支持;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之间冲突明显;范围划定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等。这就需要文物工作者,正确掌握大遗址的区划划定方法,总结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具体工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