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次生堆积的研究与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当代考古学的目标从器物描述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信息提炼,对考古遗址中文化堆积改造和遗址形成过程的了解,便成为田野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面。虽然,对过去社会文化和人类活动的了解取决于考古学家对遗址的仔细发掘和采样,但是发掘和采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考古遗址从形成开始,不但受到人类活动的改造,而且在使用时和废弃后的漫长岁月里,还会被堆积后的自然和人类动力破坏得面目全非。所以,如果要科学地认识考古学文化,仔细分辨人类和自然对考古遗址的改造和扰动就必…     

北美西南部废弃行为研究

考古学家发掘的大多是废弃的遗址,我们过去在发掘和研究一处遗址或聚落时,可能很少有人关心它们废弃的原因,除非像庞贝古城这种极其特殊的灾难性案例。近来对环境考古的重视,这种关注开始出现,比如对齐家文化喇家遗址的灾难性事件和对萧山跨湖桥文化因海侵而消失的关注。本文提供了一种研究遗址废弃行为的范例,对我们的遗址发掘和聚落形态变迁研究颇具启发性。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废弃看作是一种文化消亡或社会崩溃的结果,而现在则从环境、生计、人口、健康与疾病、营养条件、冲突、意识形态等原因所造成的推力和拉力来了解先民移动的生存策略。美国西南部以丰富的考古遗存而闻名。成千上万的史前房屋以及祭祀建筑仍旧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有些还形成了土墩,标志着这里曾分布着活动频繁的史前聚落。这些考古遗存激起了考古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其废弃原因的兴趣。文章着重探讨了考古学家如何探究废弃的过程及原因。作者认为,废弃也是迁徙的过程。无论是狩猎采集社会还是早期农耕社会,环境波动和社会压力都会导致迁居移动(residentialmobility),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迁徙是一种生存策略。迁徙过程通常也是个人、家庭和社群的一种决策过程,决定人们在何时迁往何地,并是否期望回来。突发灾难性事件以及不同决策的搬迁,都会在遗址中留下不同特点的物质遗存和遗迹。作者还根据西南部考古学研究成果,总结了四条有助于从考古物质遗存来判断废弃行为的经验标准。这也要求考古田野工作更加仔细地发掘和收集遗址中各种器物和迹象,分辨它们形成的原因和弃置形态,然后从生态环境、生计、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来探讨废弃过程,从而动态地重建个别遗址和区域聚落形态的变迁和兴衰。以本文的标准来判断三星堆祭祀坑的废弃方式,也许可以将其看作是当地遗址(聚落)废弃过程的终结性祭祀实践。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

《动物考古学中的昆虫研究》是一篇动物考古学研究新领域的介绍文章。考古研究显示,昆虫与古代人类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田野考古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或遗物可能与人类利用昆虫的行为有关。昆虫遗存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对此可以进行多方面研究,如复原古气候和古环境,古生物的地理分布,遗迹形成的时间,遗址埋藏的过程,古代人类的生活水平和驯养家畜的行为,等等。在我国已经开始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对昆虫遗存进行研究,例如,在青海大通长宁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就出现了炭化的昆虫遗骸。     

植物淀粉粒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很多研究方法逐渐被应用到考古学,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更多古人类文化的信息,并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如分子生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和植物考古等等。植物考古以考古出土的植物遗存为研究对象,借助一些植物学的方法认识和了解古代人与植物的相互关系,比如古代人类经济生活、农作     

看展

北京万年上山,世界稻源——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村等地,发现了一片距今约11000-8500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命名为上山文化。经过20年不断考古工作,在遗址中陆续发现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备受世界瞩目。2021年10月18日,上山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我是怎样发现王府井古人类遗迹的

岁末年初,北京东方广场工地上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成为京城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这不仅因为遗址位于繁华的王府井商业街,而且因为这一振奋人心的重大考古发现首次证实:人类在大约一万多年以前即已从洞穴来到了平原。截止本刊发稿时,王府井古人类活动遗址的抢救性挖掘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到底还会挖出什么样的“宝贝”?重见天日的文物究竟会传递出什么样的文化信息?一连串的不解之谜业已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将有待于考古学家的科学发掘和缜密研究。对此,我们和所有关心先民生活状态的人们一样抱有浓厚的兴趣。我们相信,人们同样关注这个遗址上所掘文物的归宿。倘若如许多专家所提议的那样,在东方广场建造一个“北京古人类遗址博物馆”,那么,举世闻名的王府井商业街将会由于这一难得的历史人文景观而增添无穷的魅力。 关于王府井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发现经过,已有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些失实之处,本刊为此特发表岳升阳博士的《我是怎样发现王府井古人类遗迹的》,以飨读者。     

山东滕州市前掌大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前言人骨稳定同位素δ13C(δ碳十三)、δ15N(δ氮十五)研究是古人类食物状况研究的主要方法[1],δ13C分析可以推测古人类的主食结构,而δ15N分析可以告诉我们其食肉状况,结合其他考古遗存的综合研究,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人类食物状况得到揭示[2],特别是许多缺乏文字资料的史前遗址,这成     

洛南盆地旷野旧石器地点群石制品的拼合观察

一、拼合研究方法及材料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重心从单纯的器物描述以及简单分析论证到追求对考古遗址埋藏形成过程和人类行为研究的转变,考古发掘技术和分析技术也日趋完善,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石制品拼合研究方法重新被旧石器考古学家们所追捧,逐渐发展并演变成为分析旧石器遗址埋藏学及探索早期人类石制品加工技术行为的一种常规手段。     

甘肃镇原县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综述

甘肃省镇县位于陇东黄土高原泾河流域,是甘肃最早发现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之一。镇原县旧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中姜家湾遗址点和寺沟口遗址点是目前甘肃境内发现唯一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镇原县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及深入研究。     

试论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1地点的性质和功能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是2010年新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经过多年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颜料块和火塘等遗迹现象。石制品组合和拼合、动物考古埋藏学以及用火遗迹表明乌兰木伦遗址属于原地埋藏,较好地保存了古人类原料采集、预剥片、剥片、加工和使用的完整动态链,表明该遗址具有石器制造场的性质。大量动物碎骨、骨骼上的切割痕迹以及火塘和烧骨的发现表明在乌兰木伦遗址还发生了屠宰动物的行为和生活行为。综合来看,乌兰木伦遗址是一个多功能的古人类活动营地。     

台湾史前的埋葬模式(前篇)

在种类繁多的文化特征中,文化人类学家,尤其是考古学家往往会碰到一批又一批的人类古墓葬.对于前者,探究墓葬宗教仪式诸方面的内涵是其主要的出发点;而就后者来说,即是从考古遗存形式上的模式分析入手.换言之,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家从人类自身开始,探寻着社会中的社会文化模式及规律; 相反,考古学家则必须从那些遥远的人类“遗物”着手.本文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从时空分布上来考察台湾史前的埋葬模式.(见图1;有关遗址的详述见附录1)我们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将如何把台湾史前时代中的社会文化的变化揭示得更加清楚.     

多时相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应用——以江苏孔塘遗址为例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凭借快速、准确、无需接触文物表面等优势,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中。江苏句容孔塘遗址在发掘过程中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不断跟进扫描,全面真实记录发掘过程中的各类遗迹的空间数据。在顾及遗存特征的前提下,对多时相墓葬点云数据进行了空间匹配、分割和缺失数据拟合等后期处理,重建遗址三维场景,直观展示多期遗存的时空关系,为后期考古研究推理提供了数据支持。     

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

从考古学创立之初至今,考古材料形成过程问题在人类行为、废弃过程、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等层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若干研究分支领域。中国考古学百年间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地层学实践经验,形成识别不同考古遗存的手段与方法。近年来也大力引介西方考古学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成果,对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梳理和总结,可以为中国考古学提供借鉴和参考,以增强从考古材料中提炼人类行为的能力。     

东秦岭山地商洛市和山阳县新发现的两处旧石器地点

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东秦岭山区的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大批重要的古人类或旧石器遗址相继被发现,它们对研究中国远古人类和南北旧石器工业的发展与演化、黄土堆积地层具有十分重要     

“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

俄国史学界对"罗斯"名称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问题长期存在争论。考古资料证明,沃尔霍夫—第聂伯河水道和伏尔加河水道所有关键商站的物质文化遗存本身都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的遗迹;东欧平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四邻关系决定了东斯拉夫人最初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国家形成模式;东斯拉夫人在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只有等待机遇和外部动力才能建立古罗斯国家,这种机遇就是与拜占庭帝国广泛的国际商贸活动,外部动力则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良格人。     

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群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在回顾与梳理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讨论区域内旧石器文化面貌、古人类化石及古环境状况,对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澳门历史的新结构

澳门考古工作起步甚晚 ,但考古资料显示 ,距今 60 0 0多年前起 ,澳门就一直有人类在活动和繁衍。澳门黑沙出土的彩陶盘时期的文化遗存 ,其来源与环珠江口以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黑沙遗址发现约 40 0 0年前的饰作坊遗迹 ,有关资料对于探讨古代玉石工艺史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大三巴遗址 (教堂、神学院、大炮台 )则是 16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会的重要象征。考古学对澳门历史的重建 ,发挥了重要作用。澳门回归祖国怀抱之后 ,考古事业可发展之处甚多     

陶器破碎度初探

陶器(或陶片)是早期遗址中最常见的遗物。对于陶器,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其器物形态及演化过程的类型学研究,而甚少关注陶器出土时的保存状态。在考古埋藏学、人类行为模式的观察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影响陶器破碎度的自然及文化因素,讨论了陶器破碎度的量化方法,并探讨了实际研究中陶器破碎度的可能运用。陶器破碎度研究为认识遗迹性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探讨聚落内部遗迹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人类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略论渭水流域8~5k aB.P.环境演变与文化发展的关系

自然环境是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基础,环境的变化是导致文化进步或衰退的根本原因。文化发展对环境的响应具有滞后性。本文主要根据渭水流域8~5k a B.P.考古遗址分布的特点,并结合遗址中的考古地层学、动物遗存和孢粉,自然堆积中的黄土—古土壤沉积序列,湖泊水位升降的演变来说明几次大的环境演变和文化变更从时间上不谋而合。掌握这些考古遗址分布的特点,对今后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必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009年海宁小兜里遗址良渚墓葬的发掘收获

这是一篇独特的、异于寻常的、并且蕴含着埋藏学理念的考古发掘简报。它不仅关注考古遗存的埋藏年代,而且更关注遗存的埋藏过程以及遗存形成过程中人类的行为。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层学和类型学是学科支撑的两个基础,地层学和类型学犹如车的两轮,鸟的两翼,缺一不可。地层学是近代考古学的两个"车轮"之一,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繁荣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如何进一步在最小的面积中获取最大量的信息,尤其是考察地层形成过程中人类的行为。虽然以往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规定考古工作者要解释地层形成原因,虽然以往田野发掘中亦有许多经典的个案,但大多关注的仍然是地层形成的历时的构建,缺乏系统的、整体的观念,即地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括历时的和共时的、自然的以及人类行为的诸多因素。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新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但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如何践行,我们认为这篇报告即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中国境内广泛分布着被称为"无字地书"的富含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文化遗存,但如何更科学地打开这本"地书"、如何释读这本"地书",是我们考古人值得关注和思索的。我们刊登和推介此文的目的即在于此。希望学界朋友们就此展开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并撰写相关文章,本刊将优先予以发表,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