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距今八千年前后粟、黍的传播及磁山遗址在太行山东线的中转特征

粟类植物的原初驯化发生于万年前后的桑干河-永定河和大清河-拒马河流域,在九至八千纪的暖、冷气候变化期间开始向外传播,至八千年前后已在西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生了早期的粟作种植。粟、黍遗存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别显示,二者在8000年前后的种植活动,主要发生自然生境适宜的地区,但也可能与不同文化类型的种植传统有关。在8500之后的寒冷期,迁徙人群主要沿太行山东麓走廊南下。磁山遗址的种种特质表明,该地区在8000年前后曾被开发成重要的中转基地,并与磁山文化的北部类型及南部的裴李岗文化共同构成了原住地、中转地和新定居地文化。移民在南下过程中形成的规模化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极大了促进了早期粟作农业在裴李岗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进程。     

湖北石首走马岭遗址史前植物遗存鉴定与研究

石首走马岭遗址的发掘为史前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植物利用研究提供了契机。通过浮选,该遗址发现了水稻、粟以及其他野生植物的炭化遗骸,农作物AMS14C的测年数据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至末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提供了新的数据。史前植物遗存研究显示,两湖平原地区主要为稻作农业,但是在平原边缘地区发现粟类遗存的环状分布带。两湖平原地区的史前粟类作物很可能来源于鄂西北豫西南地区,并通过秦巴山道、汉水谷地和随枣走廊传入两湖平原。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业模式初探——山东定陶何楼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鲁中南的汶、泗河流域,并散见于山东其他地区,这一阶段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在山东定陶何楼遗址采集、分析了31份浮选样品,共获得1073粒(颗)炭化植物种子,包括黍、粟、大豆、小麦四种炭化农作物,其他可鉴定的非农作物炭化植物遗存还包括狗尾草,豆科的胡枝子、草木樨、藜、桑树子、芡实等。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生业模式中,黍粟类旱作农业作物基本都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资源,其中又以黍为主导,稻米在大部分遗址中都有发现,说明其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大豆只在少数遗址中已经出现。这一时期果壳类植物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其中何楼遗址出土的以芡实为代表的野生植物遗存最为突出,显示出采集类经济模式在北辛晚期至大汶口早期生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本区域并未形成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成熟的旱作农业体系,相对粗放且产量较低的黍依旧是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一些遗址中采集类植物资源仍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大汶口文化早期内部在不同区域也存在不一致的生业经济结构,更多地反映了遗址周边小环境而非文化本身对于生业模式的影响。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早期生业经济研究——来自石器表层残留物淀粉粒的证据

对查海遗址出土的4件石磨盘和石磨棒表层残留物进行的淀粉粒提取和分析表明当时人类的植物性食物较丰富,包括禾本科(Poaceae)植物种子和块根块茎类等,还有一些尚未能确定种属的植物,在各类植物中以禾本科植物最多。结合动物考古及炭化植物分析结果,推测狩猎采集经济在查海先民的生业经济中应占主要地位。同时,数量较多的狗尾草属植物淀粉粒的发现暗示查海遗址可能已经出现对这类植物的集中利用甚至是初期栽培活动。石器表层各类淀粉粒的数量比说明禾本科植物是查海遗址石磨盘和磨棒最主要的加工对象。     

山东诸城六吉庄子遗址磨盘、磨棒淀粉粒分析初步结果

本文报道了山东诸城六吉庄子遗址4件石磨盘和石磨棒表层残留淀粉粒的分析结果。本次分析发现了包括粟类和小麦族在内的禾本科、块茎类植物,可能有栎属植物淀粉,以及一些暂未能确定的种属。其中小麦族为代表的禾本科植物淀粉粒占优势。量化分析显示粟仅占据古人食谱的一小部分,采集的野生谷物和块根块茎类植物资源是先民主要植食来源。先民对野生草本植物的强化采集和开发利用最终促成了植物栽培的发展。     

试探古蜀成都

成都是古蜀人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在约一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距今五千年左右出现了宝墩文化古城遗址群,进入了古蜀国蚕丛王、柏灌王的文明时期。商周时期出现了十二桥和金沙遗址两座都邑．成都建城历史可以提前到距今3700年左右。开明九世迁建成都,城址应在城西,由此开始了2400多年城址、城名不变的历史。     

陕西下河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活动初探

综合花粉、炭化种子等生物指标记录可以提供有关早期植被与农业活动方面的信息。研究显示,下河遗址地区在距今5300～4700 cal a BP之间植被类型以草原为主,仅在河谷地区与山区有少量乔木生长;该地先民在仰韶时代晚期农业活动以旱作农业为主,广泛种植粟类作物,伴随少量黍类作物;另外,较多数量草木犀植物种子的出现可能暗示该地先民利用植物资源饲养牲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以获得更多证据的支持。     

江苏溧阳中头山新石器的发现与研究

江苏溧阳中头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铲、石磨盘等新石器文物,经科学研究后证明距今15万年前至距今35万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物。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出现的新石器。这一重大发现说明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国人的老祖宗最早出现在江苏。     

稻谷遗存落粒性变化与长江下游水稻起源和驯化

人工驯化的水稻有别于野生稻,落粒性变化是水稻最显著的综合驯化性状之一。本研究从形态和组织两方面观察了距今9000-8400年的浙江永康湖西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轴,结果显示既有野生型也有栽培型,以野生型为多,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栽培水稻,但带有很多野生祖先种习性。稻谷遗存的野生型和中间型的小穗轴基盘离层细胞组织观察结果显示均为不完全离层组织,维管束组织呈现星散状分布,有向现代粳稻演化的特征但不发达,表明粳稻是长江下游地区原始栽培稻的驯化方向。综合现代遗传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稻落粒性驯化已基本完成。湖西遗址的植物遗存和硅酸体分析不仅提供了人类和栽培活动强化的证据,而且也提供了理解后起的跨湖桥、河姆渡等文化以栽培水稻为特色的混合经济形态的人类生态学线索。     

内蒙古塔布敖包遗址石器淀粉粒分析初步结果

塔布敖包遗址为一处兴隆洼文化晚期聚落,对该遗址出土的14件石磨盘、磨棒、研磨器等石器进行淀粉粒提取发现了包括黍、粟、小麦族在内的禾本科、块根块茎等植物淀粉粒遗存,另有一些暂未知种属淀粉粒。通过量化分析,并结合其他考古证据,初步认为农业生产与采集渔猎并重的模式是塔布敖包聚落的生计方式。囿于资料的局限,目前尚无法进一步衡量聚落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水平。     

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遗址出土家犬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中国最早的家犬出现于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距今约10000年)。家犬的出现是人类驯化动物的开始,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为止,北方地区在推广驯化家犬方面明显快于南方地区,但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南北方地区在驯化家犬进程上的差异基本消失,饲养家犬成为各个地区人群的日常行为。家犬的体形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有变小的趋势,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先秦时期,大部分家犬的体形特征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也有部分家犬的体形出现小型化和大型化的趋势。家犬在遗址出土的全部哺乳动物中的数量基本上稳定在5~10%之间,家犬可能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在狩猎、守护家园及作为宠物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澧县孙家岗遗址植物遗存分析

通过对孙家岗遗址2016年度发掘采集的85份样品进行浮选和鉴定,获得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植物遗存。其中农作物种子数量最多,包括水稻、粟和黍。农作物的分析结果显示,孙家岗遗址以稻作农业为主,并种植有粟、黍。粟类作物的出现再一次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旱作农业就已经传播到澧阳平原地区。     

山东午台遗址龙山文化聚落生计的植物大遗存证据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午台遗址大汶口晚—龙山早(大约距今5000～4400年)阶段,居民植物利用方式包括农业生产和采集野生资源。豆科(大豆属)、藜科(藜属)、蓼科、大戟科、茄科、唇形科、十字花科、葫芦科、葡萄属等植物都可能是植物性食物资源的组成部分,以黍亚科为主的禾本科植物可能是食物资源或者是农田杂草。聚落农耕是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可能存在小规模的稻作农业;午台遗址出土的稻和小麦遗存,为认识海岱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农业传播提供了重要证据。     

北刘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北刘遗址(8000~5500BP)出土的人骨C和N稳定同位素的测试分析,揭示了当地先民的以粟类食物为主的食物结构;对该遗址早晚两期先民稳定同位素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粟作农业在北刘晚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对比北刘遗址不同时期以及姜寨(6900~6000BP)、史家(6300~6000BP)遗址先民的食物结构,探索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活方式和食物结构的演变历程:从老关台文化期到仰韶文化期,粟类食物在先民食物结构中比例上升,粟作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仰韶文化期内,粟作农业存在先繁荣后衰退的现象。这种变化可能与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古气候条件的变化有关。     

江西仙人洞遗址两万年前陶器的年代研究

陶器的出现使得人类生存和社会行为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年代研究、对陶片和碳十四测年样品层位关系开展地层显微结构分析,结果显示遗址出土最早的陶片年代为距今19,000～20,000年,比东亚和其他地区的陶器早了2000～3000年。洞穴内遗存证明这些陶器是在末次冰盛期由采集狩猎者所制造,可能被用做炊煮器。说明陶器在农业出现以前一万年甚至更早就被制造和使用了。     

《洛阳市志》第8卷第21篇《农业志》概述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河洛先民在原始采集过程中,驯化了某些植物,使得植物的种植与栽培成为可能。距今1万年左右,河洛地区出现了农业,这时的农业属于刀耕火种阶段的刀耕农业。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用点穴     

试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扁扁洞遗址和黄崖遗址是考古工经考古发掘,扁扁洞遗址发现了烧土面和灰坑等遗迹,出土了陶片、石磨盘、石磨棒等具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特征的遗物.黄崖遗址则仅采集了少量的兽骨,并出土了较多的陶片.以其陶片特征看,其年代与扁扁洞遗址相近.据扁扁洞内采集的人头骨碎片的14C年代测定数据,其年代距今9600～11000年.扁扁洞和黄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为探索山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     

黎凡特的纳吐夫文化——农业起源的开端

黎凡特地区因保存丰富的晚更新世到全新世初期的遗址而成为近东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地区。距今1.5万年前后,纳吐夫文化的出现是近东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其定居、种植和采集植物活动并存、驯化动物和狩猎活动并存等特点,该文化在西亚农业起源研究中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Ofer Bar-Yosef教授长期在以色列、近东等地进行考古工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近东农业起源等领域卓有建树。他的这篇《黎凡特的纳吐夫文化——农业起源的开端》,尽管发表时间较早,对我们今天系统认识纳吐夫文化及农业起源动因等相关问题,仍有着重要意义。     

3800年前北美东部本地作物群的最初形成

在遗传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关于动植物最早被驯化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进展。尽管如此,对于全世界那十几个农业独立起源的中心而言,其多样化的作物最终形成不同的作物组或群的重要背景,学者们却依然知之甚少。北美东部作为农业独立起源中心地之一,考古证据丰富。本文主要介绍了该区作物群的最初出现过程。距今4000年前,北美东部只有单个本地驯化物种出现的孤立证据,尚未出现作物群。到了距今3800年前,在北美东部的河谷走廊地带,至少有五种驯化的种子植物组成了明确的作物群。伊利诺斯州的一个短期营地里弗顿遗址为此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考古学家获取的AMS测年数据以及对该遗址植物考古遗存的再分析表明,遗址居民同时栽培了驯化的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假苍耳(Iva annuavar.macrocarpa)、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 var.Macrocarpus)、两种伯兰德氏藜(Chenopodium berlandieri)、南瓜(Cucurbita pepo squash)和小大麦(Hordeum pusillum)。北美东部最早的作物群出现在资源丰富的河谷地带,它的出现既不是本地文化突破性发展的标志,也不是对人口或资源压力的回应。相反,这种作物群似乎是在对资源丰富的河谷聚落长期适应的背景下形成的。     

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县城西11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是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其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700年)至西周初期(距今2875年),遗址分布面积达10平方公里以上,现已建议命名为“三星堆遗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