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民团与社会权势转移--以《江西民报》为中心的研究

地方军事化是我们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转型的重要视角,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进程。辛亥革命时期民团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形成。民团在由“民间自办”到“官督民办”过程中,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和新、旧社会力量重组的舞台。民团的兴起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晚清以来的地方自治进程与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格局,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

论湘军与晚清中国社会王继平湘军的兴起,不应当仅仅从中国近代军事史和太平天国战史的角度来诠释。作为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种因素交汇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作为一个势力集团,它对于晚清中国社会各层面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本文拟将湘军当作一个...     

晚清蒙古清丈增租下的利益博弈——以光绪年间“农安惨案”为中心

光绪年间放垦迎来全面开放时期的前夕,蒙古王公、清廷、领荒佃户三股势力之间利益博弈尤为激烈的郭尔罗斯前旗,因增夺地租的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一场暴力武装冲突,即"农安惨案"。该惨案是晚清蒙古地方全面放垦前各涉事利益群体围绕增夺地租进行利益博弈的典型事件。农安惨案的发生清廷负有责任,此外惨案发生前民间和平请愿聚会被当地"教匪"利用,演化成对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地方实践与历史经验——以民国青海藏族社会为例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青海地方政府也开始在辖区内推广和确立统一行政体制与政府职能,进而削弱基层地方势力。然而民族社会从传统体制向近代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整合过程中多有曲折和阻力,从而影响到早期近代化进程。文章以青海占比例较大的藏族社会为例,考察多民族国家早期政治建构的具体过程及其遭遇的实际困境,管窥其地区性、民族性成因与历史经验。     

清代广西的全面开发

有清一代,广西进入历史时期社会开发的最高潮,尤其是西部地区经过“改土归流”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本内地化,消除了社会开发的人文障碍。可以说,自秦代广西纳入中华版图直至清朝结束,广西境内各个民族才真正开始融合在一起,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融合趋势的最后推手;广西各地的实质性开发才告一段落,乾嘉时期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和辛勤耕耘正是这一开发进程的顶点。晚清之际,西方列强势力侵入广西,传统社会经济趋于崩溃,地方动乱迭生,社会矛盾取代民族矛盾成为广西地方的主要矛盾,从侧面反映了广西社会开发的全面深入。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晚清军事变革与地方社会动乱——以广东盗匪问题为中心的探讨

影响晚清军事变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社会现实的需要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晚清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制约着军事变革的进程,受其影响,绿营的裁撤不彻底,勇营得以发展并呈现明显的“本地化”特点,新军建设也因之受到牵连。而不成功的军事变革又削弱了政权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所造成的“捕务废弛”和“兵匪”的情势,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乱。晚清广东的此种情形为理解晚清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

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董丛林作为对晚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湘、淮两大派系势力,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同源异流”来概括。所谓“同源”,是指两者由基本相同的宏观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所造就,并相应有着某些共同的群体要素和社会功能;所谓“异流”,是指两者“基...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清末广西军费支出探析(1901—1910)

地处边境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广西,晚清时期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尤其清末十年,政治经济军事财政均出现严重危机。为维护统治,广西地方在实施军事“新政”的同时,加强了军事控制,其中军费开支浩大且影响巨大,既是清政府财政和军事改革下的产物,也因应了广西地方官府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考察其支出概况、经费来源、支出项目、变化特点和影响,可以了解时代大背景下广西执行“新政”而编练新军的具体情况,进而观察近代广西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     

1855年黄河改道对济南的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是黄河距今最近的大改道,涉及豫、鲁、皖、苏等省。特别是黄河改道由山东入海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晚清以来的山东地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济南作为山东省会,沿黄最后一个大城市,黄河对其影响可谓深远。考察黄河对济南的影响以及近代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对于认识黄河与近代以来山东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桂越民间边贸与民族融合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外来经济势力的侵入,桂越民间边贸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广西边境地区的民族融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探讨晚清民国时期桂越民间边贸对广西边境地区的民族融合的作用,希望有助于加强广西边境地区的研究。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

晚清广州的社团及其近代变迁贺跃夫近年来,晚清都市中的社会团体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研究晚清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产生的学者,多将城市绅商社团视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成长发展的标志①;而西方以“公民社会”理论来探讨中...     

近十年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研究综述

晚清的洋务运动,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李鸿章,又影响了这一运动的进程和结局.近十年来,史学界主要从李鸿章与近代政治外交、近代海防、近代企业、近代教育四个方面对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探讨,较客观、全面地论述了李鸿章领导洋务运动的是非功过与经验教训.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较之以往都有了较大进步,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分别就某一特定问题展开研究。如近代湖南秘密社会、清代秘密社会的文化、晚清哥老会、清代民间宗教、近代广东会党、抗战时期山东秘密社会、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清代秘密结社、近代会党史、近代秘密宗教史、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如应该避免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思维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内容还应进一步全面化和细化。     

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

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下,汉口的商业发生了深刻的演变。这种演变,一方面构成了晚清汉口的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影响和制约着这个进程的发展。而这种演变所呈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格局,则又是艰难曲折的晚清汉口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

1886-1894年间的格致书院课艺是晚清杰出知识分子学术活动的典范.其中格致类课艺反映了西方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本文就格致类课艺的参与人、具体科学内容和"中西格致异同"讨论三项内容进行分析,揭示出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晚清学者掌握部分科学内容;他们对近代科学规范(对象、方法与体系)已有深刻认识,并由此发生智力兴趣转移.其智力兴趣由庞杂的博物学转向分科化、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为中国近代科学家的分化奠定了基础.     

一脉相承的贵州教育改革者——黔抚邓华熙与林绍年

<正>邓华熙是晚清粤籍官员中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邓华熙生于广东顺德龙山乡,是清咸丰辛亥年（1851）科考举人,担任过京官和许多地方职务,在任贵州巡抚时因病退休,告老还乡。邓华熙思想开明,办事务实,在为政早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变法思想,任地方官后又积极迅速地推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近代化改革。邓华熙在任期间创办过多个对地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机构,如在安徽创办的求是学堂和在贵州创办的贵州大学堂开启了两省高等教育的历史。     

晚清政治思想超前发展述论

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晚清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见严重,传统的政治文化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无能为力,于是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向西方(包括甲午后的日本)学习要求.相比较而言,政治思想的学习远比社会经济变革来得快.近代政治思想的超前发展带动了社会变革.但是,不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近代政治思想缺憾甚多,并给晚清社会的变革留下若干负面影响.     

清末政教论与宗法社会的史学语境

宗法社会的讨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晚清学人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政治语境;因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所驱使,近代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康、梁的政教论既借鉴严复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学理,也糅合国学传统中的公羊三世说。就晚清参与讨论者而言,诸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大多兼有政治家、学者双重身份,他们议学兼论政,探讨西方社会的历史或中国古代历史等以探究学理,其话语中趣旨往往指向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