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梁漱溟先生曲折的交往过程

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上午辞世。18年来,我一直在怀念梁先生的心情中读他的书,写他的事。如果从1974年开始读他的著作算起,则有30多年了,我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用在读梁先生的书,写梁先生的事上。从1974年开始,我对梁先生由“敬而远之”逐渐转变。编写他的“年谱”期间,敬重之情与日俱增,从最初不愿承担编写“年谱”,到感兴趣并接连三年多日夜操劳,由被动编写变成主动搜集资料,在1991年6月出版《梁漱溟先生年谱》后,于2003年7月又出版了该“年谱”的增订本,而最近又在整理该“年谱”的第二次增订资料。我虽已是90岁的老年人,身患癌症,…     

四首佚名诗非梁漱溟所作

在我国知识界,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间,提起梁漱溟先生,可以说是尽人皆知。梁漱溟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的朋友。其实,梁先生的“头衔”远不止于此。他还被人称为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等等。但友人近日拿来一本名为《六月雪》的新书,书的副标题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内容不言自明。引起我注意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页上,收录了一首七言打油诗——《咏“臭老九”》,署名为梁漱溟。又听说,梁漱溟先生的亲属近年也曾被询问:“梁先生的诗集将于何时出版?”当然,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一辈学者,身后留…     

熊十力二三事

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首先创办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考上,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上。熊十力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青年（18岁）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却说,武绍文如能一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让李渊庭带武绍文一块儿到山东读书。我是1943年夏天见到熊十力先生,并住在一起,相处了两年。     

熊十力二三事

一 我老伴李渊庭是1924年开始跟随梁漱溟先生和熊十力先生治学的.梁漱溟先生是年辞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席,与山东朋友相约,拟创办曲阜大学,从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首先创曹州高中作为预科.熊十力先生参与其事.是年暑假,曹州高中在北京招生,李渊庭与同乡武绍文报名应考,李渊庭考上,名列榜首,而武绍文没有考上.熊十力先生主持口试,对考上第一名的李渊庭这个青年(18岁)表示感兴趣.可是李渊庭说,武绍文如能一块儿到山东读书他才去,否则他一个人不去山东.熊先生与梁先生商量后,竟然同意让李渊庭带武绍文一块儿到山东读书.     

启功先生诲人不倦

六十年前,我有幸认识了启功先生,那时他三十多岁。几十年来我经常到他座前聆教有关书法问题,承他谆谆教诲,使我获益深远,金玉之言,至今不忘。     

从此秋郎是路人——冰心与梁实秋的世纪友情

梁实秋先生1987年10月3日在台湾病逝的消息,震惊了大陆文坛。在北京,我曾有幸接触过梁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她是北京一位出色的律师。1949年后,海峡两岸信息隔断,父女天各一方,思念情深,痛苦异常。后来,情况稍有松动,1971年夏天,父女二人便急切相约在美国会面。梁文茜给父亲捎去了北京东城内务部街梁先生故居四合院里枣树上的大红枣。先生爱不释手,老泪纵横。事后梁实秋先生将这颗红枣带回台湾,浸泡于玻璃杯中,供奉案头,足见其思乡之情深!我还见到过一帧照片,梁先生在他台湾的寓中昂首站在一幅北京故居图画之前,遥望着远方,寄托他对故都,对北京…     

我的老师张治中 梁漱溟 杨效春

1933年,张治中先生(字文白,1890-1969)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小黄山之麓洪家疃,创办了黄麓师范,并亲题校训,日：敬勇诚毅。1931年,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山东邹平县的小黄山之麓,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在这两个学校都求过学,且和创办人都有数十年的师徒之谊。1946年春,我在重庆北碚拜别了梁老师,追随张先生到新疆,途中作了几首小诗,     

夜郎古国何处寻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在战国至西汉成帝河平年间的250多年里,曾著称于史。“夜郎王”确实说过“汉孰与我大”,以至贻笑近二千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当地“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永远光采的出版文化——读《贵阳文通书局》

何长凤教授编著的《贵阳文通书局》一书在我案头已有大半年时间了。封面古朴、版式疏朗、印制精良,我是十分喜欢的。这是由贵州教育出版社梁茂林先生(也是本书的责编)寄赠的。梁先生附了一纸短信,他说：“贵阳文通书局在中国出版史上存在过41年,也曾创造了     

也谈志书的分类──兼与梁滨久先生商榷

也谈志书的分类──兼与梁滨久先生商榷陈田云《广西地方志》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发表了家梁滨久先生的人作《志书分类谈》,拜读之后,受益良多。但我对文中的若干观点,则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是我的长辈和老师,对我帮助很大,他曾鼓励我进行学术争鸣。兹提出与先生相左的...     

最后儒家的传奇人生

一、向领袖“叫板” 1938年1月,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民国七年（1918）我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图书管理员。梁漱溟称赞毛泽东好记性。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远在1922年梁漱溟先生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时,作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驻守北京,他邀请梁先生在北京南苑基督教青年会,为其下属五个旅的官佐讲学,主要内容为儒家哲学与梁先生的政治主张,每次听讲限一个旅,由旅长率全旅官佐前往。当时的韩复榘还是个营、团级的官佐,他认得讲学的梁先生,但梁先生却不认识他。30年代初期,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     

梁漱溟一九五八年向党交心

引言有些细心的读者,在看完拙作《梁漱溟问答录》之后给我写信,指出我有意隐去了某些重要史实,希望能在今后披露于众。几年来,我一直在陆陆续续做这件事。本文所涉及的主体内容发生在我国实行所谓“大跃进”的1958年。第一,原材料是我在80年代撰写《梁漱溟问答录》时梁先生本人提供给我的;第二,该材料的内容梁先生在我担任学习组秘书的长     

我与先生——纪念赵俪生先生八十诞辰

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师,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他投身革命已有六十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史学巨匠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先生仍笔耕不缀地劳作着。先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学者之一,而他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却是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需要加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财富之一。他的遭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非常典型而且有代表性的,先生是我的恩师,曾为我的论文集作序,题为《春波与我》。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我仅从个人角度由感性到理性地谈一点对先生的认识,以便读者,特别是比我年青一代的学者们进一步了解先生,故循先生笔法作本文是为纪念。     

文章道德 彪炳千秋

汤炳正先生（１９１０ １ １３—１９９８ ４ ４） ,山东荣城人 ,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极为赏识的得意门生。他聪颖睿智、博览群书 ,经史子集无所不窥 ,是太炎先生所嘉许的“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生前历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四川西山书院、贵阳师院、贵州大学、川北大学和四川师大教授 ,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是一位道德高尚、治学严谨、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勇于探索、不抱门户之见的大度、知名学者 ,享誉海内外的语言文字学家和《楚辞》学大师。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 ,他常常谆谆教导弟子们说 :做学问必须求新求真 ,要追根…     

梁漱溟先生与山西

梁漱溟先生一生事业、行谊颇与山西有关,兹赘述一二,借用梁先生《忆往谈旧录》述及1929年太原之行后所云:“述此,为民国政治存一史料,且以见愚过去思想行动之一斑”,是可足窥见梁先生曩时抱负、交际以及山西“村政”之流变.     

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发掘与研究,已有六十年了。六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三星堆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被列为我国近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建立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考古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认识、复原和解释历史,从而为探索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依据。我省一位老前辈张秀熟先生近年一再强调:“四川早期历史要靠考古来编写。”最近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构想,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基本条件成熟了”,建立史前信     

祝贺《张政烺文史论集》出版

我和张政(苑峰)同志是山东同乡,又是北大史学系同学。我长他一岁,我北大1 935年毕业,他36年毕业。他毕业后即受傅斯年先生之约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苑峰是个饱学之士,读书多,记忆力强,好像他什么都知道。读书多、博学强记的傅斯年先生非常赏识他,称赞他。苑峰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傅先生就称赞他是“小王国维”。苑峰字写得好。我儿子何芳川六、七岁学写字时的启蒙老师就是苑峰。他写了字,蒙上纸,何芳川在上面描着写。好像这叫作“描红”。在史学界,我和苑峰还是志同道合的魏晋之际封建论者。2 0世纪50年代争论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时,我和…     

朱本源先生史学思想初探

朱本源先生（1916——2006年）是我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他于2006年12月4日因病不幸去世。朱本源先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六十余年,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日本著名学者井上清先生谈钓鱼岛历史及主权归属问题

1997年7月6日下午,在北京京丰宾馆会议厅,日本著名作家、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在“纪念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他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问题的观点.井上先生从历史及“国际法”两个方面论述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经征询井上清先生同意并经他亲自审阅修订,本刊以下发表井上先生的这段谈话记录.在此,我们对井上清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