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培育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发展——以杭州市富阳新登镇为例

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选取浙江省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之一的"千年古镇"富阳新登镇为例进行调研,考察小城市培育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为问题以及可行路径。论文从农村社区的演变、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着眼,总结新登镇政府在小城市发展中社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可行性建议,进而为浙江省"小城市培育"发展乃至全国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社区建设提供参考。     

“村改居”社区治理模糊化及完善策略——基于西宁市X社区的案例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一种过渡型社区,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产物。当前,"村改居"社区治理呈现一种模糊化状态,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空间和治理规范模糊化。"村改居"社区治理转型要实现从治理模糊化状态走向清晰的治理状态,需要发挥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和完善适合本社区的治理模式。由于"村改居"社区治理转型而导致的治理主体缺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发挥其"补位"和"协调"功能,以推动"村改居"社区的顺利转型。     

社区建设的意涵初探——以青海省社区建设的实践为例

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是党的领导、基层民主和依法治社有效衔接、有机统一的社区实践过程。社区服务集基层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社区志愿者服务为一体,是现阶段社区建设的主题和龙头工程。共同的"家园意识"积淀和传递社会正能量及其社区文化是社区建设的灵魂所在。     

论治理主体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产生以来从未间断过的社会政治实践,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治理主体划分为"人治""官治""共治""自治"四种类型。治理主体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素质的现代化,包括治理素养和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治理主体现代化可以通过"倒逼推进""主动推进""自发推进""自觉推进"四种方式。治理主体现代化是依靠和为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实现治理主体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以及其它两个要素治理工具和治理客体都有重大意义。     

小城市社区市场中收费人与摊主的权力关系研究——以栖霞市X市场为例

本文采用实地研究的方法,对栖霞市X社区市场中的收费人与摊主之间的权力关系格局进行研究,并从"国家——社会"角度进行宏观方面的俯瞰。即在宏观视角下对小城市社区的微观探析,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联结——关注市场行为主体——收费人与摊主之间的权力关系。     

从约制到协同:美丽城镇建设路径探究——以T市制鞋产业区J村为例

本文在美丽城镇建设背景下,选取T市制鞋产业区J村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美丽城镇建设存在的困境,根据社会治理以及"熟人社会"理论,分析作为治理主体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三方行动者对美丽城镇建设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实现环境问题善治.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研究的显题，研究发展新兴产业的乡村治理对振兴乡村意义重大，但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对陕西省袁家村1949—2019年的治理历程的梳理，探讨旅游乡村治理的演变机理以及成功模式。研究发现：①中国乡村治理经历“宗族自治”、“寡头他治”两个阶段，良性的治理模式需要内生动力和外生要素的共同作用。②旅游乡村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不稳定。③有效的旅游乡村治理需要构建“集体共治”模式和动态开放的治理系统，注重社区精神的约束力，促进旅游乡村发展健康可持续。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旅游社区治理多主体共生模式研究——基于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实例

旅游社区治理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多元主体和谐共生是旅游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共生理论,选择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为案例地,将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游客和旅游相关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通过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论模式,力求把旅游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研究从"消极或积极"的态度研究转向各主体"共赢关系"的格局研究视角。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旅游社区治理主体之间：①均存在正向共生关系;②相互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③共生关联的紧密程度有别;④不同旅游社区的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共生主体相互之间均属于正向共生模式。其中,湟中县塔尔寺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CRGT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RGCT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党和国家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担负夯实政权基础,让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重大使命,最终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还存在对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方式效率低下、治理主体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本文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大量的社会事务下沉到社区,社区治理对于当前的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都有重要意义。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行政机关等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如何理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各层关系、协调各自职能、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已成为当前社区治理中的主要难题。     

“三基”建设是对治青理政规律的创新性探索与科学实践

青海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基层组织、基础工作、基本能力"建设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加强"三基"建设提升执政水平的意见》。"三基"建设成为青海探索治青理政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推进青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确保长治久安,建设法治青海以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实践创新;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创新性成果。     

全域旅游导向下神木市文旅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自2016年国家首次提出"全域旅游"的概念以来,发展"全域旅游"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地创建全域旅游示范省(市、区),其成为探索旅游业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生动实践。本文以陕西省神木市为例,从全域旅游视角分析该市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市的优势条件,指出其目前面临的困境及现实问题,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相关策略,为推进神木市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基于IAD理论框架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研究——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乡村是国土空间的重要构成部分，大城市乡村比一般乡村受到更强烈的城市化影响，面临着最剧烈的国土空间多功能冲突，但是聚焦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探讨尚未展开。本文在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转型大背景下，厘清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基于IAD理论构建了包括治理环境、治理行动和治理绩效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以及“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的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行动。进一步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案例，分析了其“规划—整治—运营”不同环节的行动主体和运行规则。研究认为大城市乡村空间治理不仅需要单独的空间规划、综合整治和乡村运营，更重要的是强调各种工具的统筹，强调从划定蓝图、实施路径再到价值实现的整个治理过程的系统整合。     

治理模式分异对旅游地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阳朔遇龙河景区个案分析

如何实现有效治理是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议题。以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个案,归纳其治理模式空间分异的类型与特征,解读不同模式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①村企共治模式中,各治理主体形成互助依赖的伙伴关系,资本互补、信任互惠、层级协同、信息对称、相互监督,能够兼顾效益、秩序与公平,游客满意度最高,呈现良性可持续发展态势;②社区主导模式中,治理主体权力失衡、信息不对称、短期工具理性、监管机制难以发挥持续实效,导致旅游秩序最差,游客满意度最低,不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③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公司治理能力不足,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导致商业效益较差,未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组织发展的历史境遇及生存逻辑——基于黔中J村“老协会”的生命历程考察

村庄治理是不同权力主体在村庄场域中的交互过程。改革开放后,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关键力量。J村个案显示,其"老协会"在21世纪前期彰显出独特的自主性和行动力,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后其自主性和行动力不断消解,最终被排斥在边缘位置,在村治中处于失语状态。民间组织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其可有可无,相反,扶持民间组织,重塑其公共性,是新时期推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前提。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考

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存在五种不同观点:
1"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它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建设的经验和问题,并为各种规模的大、中、小城市规定了不同的发展原则,是符合国情和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的。"^①但提法过于笼统,因而有很大的片面性。     

疫情防控下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化策略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令世界惊诧的高质量答卷。毋庸置疑,网格化管理在社区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网格化管理的优势表现在网格化管理和服务被实践证明有效且有利于社会治理。劣势在于,网格化管理依靠行政链条的延伸、复制单位制的经验进入更微观的社区,显现出一种以政府"包办"与社区动员为主的治理逻辑,表现出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亟待优化、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没有做到有机衔接、网格化管理方式和手段尚需改进以及工作动力需增强等。网格化管理不等于社会治理,但可以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抗疫经验证明,后疫情时代需要完善"1+N"组织,建立健全网格长(员)负责制,明确"三张"清单;完善机制,推进工作流程标准化;加强激励,提高管理工作效能;推进应急管理与常态化管理有机衔接、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社区营造与遗产地发展 台湾“桃米村”社区营造案例分析

<正>"社区营造"提倡居住同一地理范围的居民,以集体行动来处理共同面对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和社区环境之间逐渐地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社区营造需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使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从而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社区营造"共有5大要素:人(社区居民)、文(文化资源)、地(自然资源)、景(旅游产品)、产(产业发展)。其中最为优先考虑的应以"人"为本,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介绍,"社区营造"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政府推动型,成功率小;NGO帮扶型,较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