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根据地纠正淮中、泗阳两案述评

1943年秋的"淮中案件"和"泗阳案件",是淮北根据地整风期间因反特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两起错案.淮北苏皖边区党委在两案发生后,由边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重新进行审查,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查清了两案真相与案件制造者的错误.边区党委作出决定,完全推翻了两案原有的不实结论,对受到牵连的干部群众予以公开平反,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边区党委对淮北两案的有力处置,排除了"左"的错误的干扰,保证了淮北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为根据地的全面发展和实现战略大反攻打下坚实的基础.     

风雨春秋中的实验学校

党校生活 1943年下半年,晋绥边区的审查干部和“抢救运动”,波及到了整个边区。晋西北的武委会、青干校、晋西北师范等单位合并成立了晋绥党校二部,进行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的工作。原晋绥党校改为一部,校长是饶斌,教育长郑林。党校二部校长是阎秀峰。 晋绥党校为了学习环境的安定,把校址选在黄河西岸陕西佳县境内的高家堡。     

怀念鄂豫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

1942年,党中央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全胜,向全党发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伟大号召。1943年5月间,我奉武湖行委会之令,以大(悟)(黄)陂中心乡青干代表之身份,参加豫鄂边区党校中级班学习、整风。当时正逢边区党委机关转徙时由陂安南经过,因而我们便跟随党委一道,经大悟越过平汉铁路赴应山去。     

高教部“反右”斗争亲历记

1957年5月初,我当时所在的中央高教部机关同北京各单位一样,经过领导层层动员,支部纷纷保证,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整风运动,并很快由学习文件进入了展开批评和辩论的阶段。那时我是高教部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秘书室、参事室、图书馆整风小组组长。提意见一开始     

叶剑英为转送中共冀热边区委电致蒋介石函

此件为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主任叶剑英转送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关于八路军宋邓纵队进入冀热边区、掀起冀东抗日浪潮以及冀东爆发抗日大起义电文致蒋介石的函件。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在电文中,记述了抗战初期在国共两党合作下出现的发动群众抗击日寇的局面,特并予公布。此件为方山同志所提供。     

陕甘宁边区移民的来源与安置

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近30万移民到达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为妥善安置移民,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大量的救济和安置工作,事实证明,边区对移民的安置是有效的,移民给边区带来了较好的政治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移民无计划地开荒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本文运用文献考证和野外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抗战时期边区移民的源流及成因进行了阐述,并对边区政府移民的安置区域与移民效果进行了研究分析,以期为今后移民工作提供借鉴。     

燃料短缺与应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煤业调查与政策制定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基于燃料短缺而开展的陕甘宁边区煤业调查,使中共全面了解了边区煤业开采及其资源分布状况,弄清了边区采煤能力及需求缺口,明晰了边区煤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根据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制定、实施了诸如加大公营煤业的投资力度,鼓励私营煤业发展,加强统一领导,实施计划生产、销售,建立煤业工会,开展劳动竞赛等有针对性的煤业发展措施。这些措施促进了边区煤业的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延安燃料短缺难题,在保障边区军民供给及工业发展的同时,为中共探索形成公营、私营及合作经营的煤业发展政策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边区的农村经济,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的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既满足了群众自给的需要,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为边区政府提供了财政收入。为边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边区农村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其原因是边区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边区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青年救国联合会

边区青救会是抗战时期建立的以青年为主体的抗日爱国救亡团体。它通过组织和领导边区的广大青年展开各项工作,为抗日救亡做出很大贡献。本文拟从参军抗战、配合生产及文化知识的普及三个方面探索边区青救会在抗战期间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

抗战期间的 194 0年 ,陕甘宁边区境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10 %左右。但是 ,为了度过困难 ,边区只得毁林开荒 ,加之烧炭等 ,使大面积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造成环境恶化 ,水、旱、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给边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时 ,边区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环境与气候的问题 ,认识到森林对气候的调节作用 ,开始注意对森林的保护 ,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保护森林 ,但是 ,这些政策和法令收效甚微。     

晋西南地区的抗战中心—汾襄乡边区

抗战初期 ,山西省晋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心地带 ,这就是汾 (汾城 )襄(襄陵 )乡 (乡宁 )边区。边区人民积极参军参战 ,捐军粮、出物资 ;人民军队保护人民 ,军爱民 ,民拥军 ,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 ,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曾遇到了巨大困难,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原因是与边区的特殊自然社会、环境,国民党的封锁,和边区在金融方面的一些措施的缺陷有关。1942年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大大的缓和了通货膨胀对边区经济的冲击,较成功地保障了边区的供给,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科学技术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提倡自然科学、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科技人才和提高科技人员生活待遇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了一批科技人才在根据地进行科学研究.在中共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各科研机构不仅对边区农林、矿产、地质等进行了全面调查,为开发边区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密切结合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由于各种新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边区经济比较快的增长,使边区由抗战前一个主要依靠输入的地区逐渐变成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地区.基本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部分工农业产品自给的目标.边区科学技术与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根据地从被封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视为中共实现中国工业化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与边区社会发展

改变落后的社会环境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各种类型展览会的主要动机.展览会内容涉及到边区生产建设、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等方面.边区的展览会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根据地特色:为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边区政府通过展览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动员贯穿于展览会的筹备组织过程和展览内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展览会的举办促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了科学知识,更新了民众的价值观念;拓宽了外部世界对边区的了解;培育了劳动光荣的观念,推动了边区社会的改造.     

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

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①农业面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经历了兴衰嬗变、重组调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有衰落、有收缩、有扩张;并出现了诸多近代农业新因素,农业正朝着积极的方向作渐进性转型和变迁。近代农业完全衰败的观点在边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赣闽粤边区农业渐进性转型的例子说明,对近代中国农业整体变迁评价应立足于多区域的实证研究,任何单一区域的农业评价都无法涵盖近代中国农业的整体变迁内容和特点。     

《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年）》,54万字。该书分上编（一至七章）、下编（八至十六章）构建了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的新框架,突破了以往对陕甘宁边区史经济史三个时期的划分,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前七章通过对边区环境与历史的追溯、抗战前期边区的经济政策与农业、边区工业、商业、财政税收、金融业的初创等记述,归结其经济政策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后九章通过对皖变后边区的经济政策、抗战后期边区的农业、边区工业体系的建立、抗战后期边区的商业、金融业、税收、交通运输和邮政业等记述,总结其经济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我在延安被“抢救”——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

1942年春至1945年夏,整风运动在中共全党普遍展开。虽然华北各根据地整风的推进迟于延安,但在上级督促及党组织自身建设需求驱动下,运动的重心同样从"学习"转向"审干"。为确保运动达到预期目标,中共在对审干步骤做出设想的同时,兼用思想和组织两种领导方法。与整风紧密结合的审干工作十分重视发动干部进行"自我批评"。经过"反省""坦白",干部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得到了初步改造。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延安的整风发展为"抢救运动",并蔓延至华北各根据地。察觉运动出现偏差后,中央及时对华北下达一系列纠"左"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开展以甄别平反为主的善后工作时亦付出了努力。通过整风审干,中共不仅净化了党的组织,统一了全党思想,还探索出一套战时党员骨干的训练方法,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政权建设——以边区行政公署为中心

抗战时期,鄂豫边区的公署级政权经历了初建与发展的历程。从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到边区行政公署,无论其政权组织和基本职能的创建与演变,还是边区会议制度的建立与改进,都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建设边区行政公署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主政策,团结各党派、阶层人士,共同组建、改进政府与边区会议,并不断扩大广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选举,促进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完成了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外围建立稳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