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回顾与展望

旅游地居民与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旅游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相对剥夺感是认识旅游地居民行为逻辑的新视角，也为化解旅游地居民与多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改善旅游领域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从研究源起、概念内涵和测量维度、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行为效应、应用范畴和研究方法等6个方面对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进行了分析回顾。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对于新时期我国旅游地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构建了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研究框架，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关于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几点启示——辽宁省民族与宗教问题考察团考察报告

辽宁省民族与宗教问题考察团历经欧洲和非洲主要国家,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以及各国家政府解决本国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措施。考察团通过与专家交流、实地参观等形式,对世界民族与宗教问题形成几点体会。主要有:民族问题是国家政治永恒的主题,解决民族问题是各国政府长期的任务;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缩小发展差距,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在欧洲发达国家更是如此;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日益突出;宗教对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因而,国家的宗教政策直接关系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民族旅游开发新思路

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民族地方政府、民族旅游景区、民族旅游企业、当地社区和民族旅游者是五个核心层利益相关者。随着民族旅游发展的不断深化,这些民族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利害关系也日益显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民族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结合民族旅游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民族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图谱以及核心层利益相关者两两之间的关系,试图提出民族旅游开发的新思路。     

协调利益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

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日趋多样的社会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调节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而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阿以冲突的历史由来及对人们的启示

夹杂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大国背景的阿以冲突,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回顾阿以冲突的历史由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幅两个民族的苦难图景,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则是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思考。人们有理由相信,阿、犹两个民族终将有一天会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为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     

关于构建和完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的研究

构建和完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使社会矛盾能及时化解,社会冲突能有效控制,社会利益能总体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现有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已不能满足我国在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迫切要求从民意反映机制、公共决策机制、矛盾调解机制、公共安全机制、危机防控机制、社会流动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七个方面构建和完善社会矛盾协调体系。     

利益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实质

目前,民族地区发展的主题表面上是推动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人和社会、人和生态的和谐,究其根本,其主题仍旧是国家利益的分配。因此,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本质是优化与化解国家利益分配问题,力求构建起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利益的共同体。     

欧盟与欧盟属下的民族国家

本文试图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合的步伐,剖析作为新型人们共同体的欧盟的权力、属性与组织功能,阐释欧盟属下民族国家的发展状况,研讨人们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文章认为,建立欧盟是欧洲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欧盟是一个兼有超国家政治成分和政府间政治成分的区域性人们共同体;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服务于跨国社会的利益,致力于超国家的治理,其成员国政府的长期利益将日益屈服于跨国社会的长期利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张扬国家利益与维护民族个性的民族主义表现得更为顽强,超国家权力的扩大与成员国权力缩小的矛盾日益凸显;欧盟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欧盟不能代表人们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     

刍议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与提高基层政府领导力

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动态稳定,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西部民族地区当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凸显,基层政府领导力也受到严峻挑战,尤其是信任基础薄弱、公共政策失衡、危机意识不强、基层组织弱化等问题严重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步演变成为一种综合力,特别是在品质力、决策力、执行力、协调力、回应力等方面有着特殊诉求。提升基层政府领导力是当前维护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是构建维护社会稳定的信任保障、机制保障、人才保障和行为保障的重要举措。     

我国农村基层干群矛盾化解机制探究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和谐,但矛盾依然存在,各类矛盾日益以基层干群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文章从分析我国农村基层干群矛盾的现状入手,指出其诱因包括干群利益冲突、干群沟通不畅、干群素质问题和舆论导向片面。并针对这些诱发因素提出了四种化解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沟通疏导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舆论引导机制。     

社团: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普遍存在于各类社会之中,在社会转型、利益格局重组时期,该种冲突更加明显。现阶段我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已初露端倪,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逾越的障碍,亟待解决。但是现有的社区利益调整机制在整合此种冲突过程中略显不足。而社团组织则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显然,社团这种功能的发挥又有赖于社团组织与政府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调机制的建立以及社团的法治化运作。     

论民族关系预警系统的建立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广,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在党的领导下,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各民族信仰各异、生活环境不同、生活水平有高有低等,各民族之间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势差、文化势差、社会势差、心理势差,也会产生因经济利益引发的磨擦,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风俗习惯不同产生的风波,宗教差异产生的误会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事务的民族问题易被极个别敌对势力所利用,扰乱少数民族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破坏民族团结.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有必要建立民族关系预警系统.然而建立民族关系预警系统是一种新探索,尚无章可循,有必要加强探索,巩固、发展我国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良好局面.     

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嬗变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改革措施,促使社会阶级阶层分化和利益分配格局急剧变革,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对此,我们要坚持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思想为指导,客观分析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嬗变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从协调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入手来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中的民族、宗教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政治力量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分化、组合,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伴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开展,民族和宗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中东的巴以战争、俄罗斯的车臣战争等无一不与当地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在南亚次大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更是如此。本文拟从民族与宗教的层面对印巴冲突进行粗浅的解读。     

从业主维权刍议中国城市社区管治重构

透过频繁发生的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现象,从城市社会学的社区管治理论视角分析在房地产"后开发阶段"业主维权之特征和动因,探讨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房地产开发中各种利益群体空间冲突的内在机制和缓解冲突的途径。研究表明,在转型期,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特征表现出新的特征;业主维权是宏观社会背景、行业性质、市场机制和政府角色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业主民主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市民社会在城市中产阶级社区中逐渐成为一股社区管治的重要力量,这将为基于社会公平和空间公正的社区基层自治模式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政府与开发商应重视市民社会在房地产"后开发阶段"的角色。最后,文章提出维护城市社区的业主利益、推动和谐社区建设的根本在于社区治理中空间权力体系的重构。     

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元代蒙古西征 ,大批中、西亚乃至东欧人口通过投附、俘虏等渠道来华。元朝政府将他们按其原部族在全国大分散、小集中 ,做集团性的安置 ,这些东来的西方人多维持其原有的语言、风俗、宗教信仰 ,形成相对独立的小社会。他们与汉人之间存在因等级差别及民族、文化与宗教矛盾所导致的冲突和敌视 ,对汉人的社会与文化始终隔膜。这是马可波罗等长期在华逗留的西方人对当时中国情况的了解陷于空泛和一般化的根本原因。     

对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的新观察

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都有其独特的和深厚的化内涵,要化解和消除这些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的矛盾冲突,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能快速处理好的问题。论认为只有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建立全球范围内的公正、平等、合理、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在这个过程中重视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且不能忽视民族宗教冲突与移民、难民问题的互动关系,还要不断推动世界各民族宗教的化交流和平等对话,才有可能合理地解决世界民族宗教问题。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

从地理学视角看,乡村治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空间权属和空间权力的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本文从当代乡村治理的问题出发,运用领域理论分析明清时期乡村治理中的空间-社会关系及其领域化机制。研究表明：县级政府构建的行政领域难以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乡绅主导构建的社会领域基于乡村特征划定边界和提供公共物品并部分替代了行政领域,其具体领域化机制为家族-宗族-乡族三级治理体系。本文认为明清时期乡村治理存在多元领域,行政领域与社会领域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相互补充使乡村治理更有效。乡村治理应注重对当地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培育,同时增强行政领域治理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协调能力。     

青藏高原宗教文化因子与社会稳定内在机理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旗帜和灵魂,是凝聚民族合力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精神支柱.而培育和谐的宗教文化,则是维护国家宗教文化安全以及构建边疆稳定社会的核心因子.解读青藏高原的宗教文化因子,着眼宗教文化因子视角探讨青藏宗教文化因子与区域社会稳定的内在机理,对于巩固我国边疆安全和维护区域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