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续）

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还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爆发,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李泽厚等人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演变的论着中,提出了颇为着名的“启蒙舆救亡”双重变奏的论点,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国富强的过程中,不断在“启蒙”或是“救亡”这两极中摇摆。     

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心路历程

<正>陈独秀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为什么从民初政治运动转向文化启蒙而创办《青年杂志》?他在进行五四启蒙运动时是否忘怀了政治救亡?他为什么在五四政治运动后迅速从思想启蒙再次走上了新的政治救亡之路?他为什么会放弃欧美民主主义理念而接受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从政治救亡走上思想启蒙,再从思想启蒙走向新的政治救亡,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走过的心路历程。     

五四启蒙思潮的走向及遗留问题

中国近代的启蒙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孕育着不同于西方的内涵。中国近代的文人知识分子学贯东西,在民族困顿、国家危亡的情况之下,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启蒙这一主题放置在个体解放和国家救亡的矛盾之中,在繁芜的思想困境中做出了艰难的抉择,然其负面影响值得反思。     

鲁迅最后的启蒙

正由许广平编纂、成书于1937年6月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收录了鲁迅临终前大半年间的文章。这本书可视为鲁迅最后的启蒙。亡国灭种的外部危机,昏乱愚昧的内部忧患,相互交织,救亡与启蒙遂为近现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先烈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同时,高扬民主、科学,以全新的文化启蒙教育中国民众。两者互为表里,成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主旋律。鲁迅称自己做小说的主见,是"启蒙主     

十里洋场之“病梅馆记”——读施蛰存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

不少读书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中国现代文坛与历史生活一概由启蒙主义和爱国主义两大势力主宰,汗牛充栋似的文学著作与文学巨匠等身,闪耀人性光辉的战斗檄文成为批判呐喊的号角。很显然,一切以民主、自由、救亡为内核     

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

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思想启蒙的两种取向之争——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生育节制讨论的历史阐释

1922年桑格夫人来华宣讲“科学节育法”,此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掀起了关于生育节制的讨论。优生节育问题的提出与近代中国城市新市民群体的兴起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中国知识分子带着羡憎交织的情绪，围绕生育观、婚恋观与性观念、女性地位与权利等话题展开讨论。这次思想启蒙刚动员群众便阻力重重，事实上，单就思想启蒙的个体和国族两个层面的讨论就蕴含了理论与实践的诸多矛盾。节育论者与反节育论者之争反映出个体取向与国族取向两种话语体系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启蒙与救亡、精英主导与民众动员等方面多相扞格，充分体现了思想启蒙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困难。     

甲午战争与维新运动

十九世纪末叶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性意义,并不仅仅在使中国沦为更完全更悲惨的半殖民地,而且也促进了从上到下堪称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使近代以来就涌动不息的维新思潮由思想启蒙的形态向政治运动发展,对维新变法起了催化和催生的作用。因此,梁启超曾说：“中国维新之萌菜,自中日战争生。”①一、甲午战争惨败,瓜分狂潮继起,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变法成为救亡的唯一选择。19世纪70至90年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老牌列强英、法等国虽现颓势,发展缓慢,但仍控制着殖…     

评严复对近代中西社会差异的对比

严复在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竞争的形势下,力图运用近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中西社会的重大差异进行深刻对比,起到了从接近于真正科学、民主思想的意义上,否定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传救亡富民强国道理的巨大启蒙作用。在对比过程中,他以反传统、倡新学的精神,将一批崭新的近代思想文化成果贡献给国人,更具有解放思想的时代意义。     

当启蒙遭遇爱国——“五四”九十周年寻思

90年前的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有许多考察的面向,启蒙—救亡(爱国)便是最主要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一对时而是合作然而更多时候不幸是冤家的"启先生"与"救先生",它们关系的此消彼长,以及在历史吊诡中的含糊不清,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多重大走向,直至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框架性、制度性背景     

中国需要一场公民常识启蒙运动

1919年的五&#183;四运动,是1915年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点燃科学和民主的圣火,将国人从专制的堡垒中解放出来,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和制度变革（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依次失败后发起的一场观念变革。在这场观念变革中,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救亡压倒了启蒙,革命理想较之公民常识便具有了更诱惑人心的力量。     

抗战时重庆学人书画

准安市博物馆是苏北地区的一座综合性地方历史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众多抗战时期旅居重庆的学人书画。这些书画的作者虽不是以书画艺术闻名的艺术家,但却是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精英。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们背井离乡,辗转千里来到大后方重庆,从事文化救亡和学术救国活动。     

五四运动再回首

五四运动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20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都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异质思维的历史误区——对延安时期政治与文艺冲突现象的几点看法

艺与政治二间思维的异质,是使延安时期“启蒙”与“救亡”相互误读,以至步入艺发展误区的主要历史动因。本通过政治家与艺家对“艺”、“政治”以及自身责任与使命的认识差异,来揭示这一时期艺与政治相冲突的表现特征,并对中国现当代学历史上的独特现象——由于艺主张的分歧而进行的政治批判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七七事变前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

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将近6年时间里,日本步步入侵,中国节节退让,领土主权横遭蹂躏,民族尊严丧失殆尽,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有着强烈刺激,极大地激起了他们救亡御侮的政治热忱。但是,面对强敌入侵和内乱不已的复杂局面,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处于国共之间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如何救亡御侮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本     

中国近代知识阶层的开明专制思想

寻求富强和争取民主是近现代中国知识阶层政治思想的两个重要面相,但是为寻求快速富强所需要的集权专制与民主追求、必然的分权之紧张与冲突,撕裂了整个知识阶层。作为缓解这种紧张和冲突之设计,用专制实现现代化的开明专制思想持续地影响着数代知识分子。开明专制思想虽然受到批驳,在实践上也遭遇过失败,但在清末至抗战前几十年间仍被不少知识分子视做一种合理的过渡政体和发展模式,被赋予了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任务。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中国化的大胆尝试和众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寄托,开明专制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也是了解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把钥匙。     

品牌恩怨录——从3Q之争探竞争意识

竞争的本质不是比强壮、不是比敏捷,也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少一些愚蠢。——Merrill R.Chapman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三十年里,中国企业已经是遍地开花,推动着中国经济这辆巨型火车以每年近8%的GDP增长率全速前进着。而就在这辆火车驶进2010年这一站时,半年来密集的商业乱局让这个小站变得迷雾     

《独立评论》与抗日救亡

自“九·一人”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成了最大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社会各界对日态度软硬不一、强弱各异,大体而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妥协方针;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深明民族大义者,则坚持全民族抗战的积极路线。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主义思潮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本着士人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以深切的爱国激情和冷静的学术理智继续张扬着前辈们一贯高举的“救亡”与“启蒙”大旗。在３０年代初空前的国难时艰中,他们一面…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以1930-40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理论书,不是学者,甚至到耄耋之年也还算不上是个明白人,对于启蒙这个概念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学者们对启蒙和新启蒙的理念本身,也有不同的解析和争议。因此,我没有资格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