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张新发现的明代文件——牙帖和路引

笔者最近在原装明代晋藩所刻《宝贤堂集古法帖》封面硬壳中拆出当时作为废纸填糊的一张嘉靖三十五年牙帖和一张嘉靖三十六年工部主事批发的路引,现分别介绍。一、牙帖兹将新发现的牙帖内容抄录于下: 钦差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弊事,案奉大明律内一款;“凡城市乡     

江一麟巡抚南赣与奏设长宁县考

明代漕运总督江一麟在万历初年的任职情况方志记载不一，实由修志者未对其生平仕宦进行核查、未考地名简称及政区沿革等所致。经考可知，江一麟万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升南赣巡抚，任职期间平定叶楷叛乱，并于万历四年向明廷奏设江西长宁县。万历五年升任漕运总督，万历八年卒于此任。其一生并未任职贵州巡抚，奏设的长宁县亦非四川长宁县。     

《淮安文献丛刻》编辑说明

淮安,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位于京杭运河的中段、大运河与古淮河的交汇处,历史上,这里是重要的漕运枢纽,是著名的“南船北马,辕楫交替”之所,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人文荟萃之地。特别在明清时期,这里是全国最高的理漕长官漕运总督驻节之地,其间,这里还设有江南河道总督署、淮北盐运分司署和淮关监督署,漕、河、盐、榷、驿,成为明清五百余年淮安城市的经济支柱、兴衰要素和基本文化特征。     

〔万历〕《扬州府志》刍议

<正>扬州因与关涉国计民生的漕运、盐业、黄淮水利关联紧密,所以有“扬之志为天下志”^[1]之说。而在宋、明时期,共编纂出七部扬州府志：〔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洪武〕《扬州府志》、〔成化〕《惟扬志》、〔嘉靖〕《惟扬志》和〔万历〕《扬州府志》。但是,前五部早佚,故“府志以〔嘉靖〕《惟扬志》为最古”^[2]。可惜的是,现存天一阁藏本〔嘉靖〕《惟扬志》残缺多达二十卷,故〔万历〕《扬州府志》成为最早且保存完整的扬州府志,值得重视和研究。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周轩由于清代南粮北运，＂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２３），所以把治河与漕运视为国家要务。明代常以都御史总督河道，但不是常设之官。清代始设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     

淮扬菜:“鲜”为人知的故事

正都说宴席是腐败的滋生物,杜甫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个反差式的描述,更把宴席直接与贫苦对立了起来。然而,宴席真的是因腐败而生的吗?一个菜系的生命力究竟在哪里?表象:源于贪腐,因奢而得天下名淮扬菜的起源是这样描述的:她起源于驻于淮安的河漕总督对每年漕运、修河官帑的贪腐,起源于提供国家财政四分之一税收的     

“防边”与“卫京”：明代宣大总督驻地变动考论

明清史籍关于宣大总督驻地的记载含混不清,经详细考证,宣大总督在定设之初,总督驻扎朔州;嘉靖二十五年（1546）移驻阳和,此后阳和一直是宣大总督的固定驻地;从嘉靖三十四年（1555）开始,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即需移驻怀来,隆庆四年（1570）之后,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也无须移驻;至崇祯十年（1637）,宣大总督在防秋之时又需移驻怀来,崇祯十二年（1639）之后,宣大总督在阳和、怀来两地移动。宣大总督驻地的变动,体现出该总督之职责在“防边”与“卫京”之间摇摆,这种职责不清对北边防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军屯研究

明代疆土分属卫所军事与府州县行政两套系统管理,作为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洪武、永乐年间,凤阳地区先后设置十五卫二所,这些卫所均需承担屯田任务。明初,尤其是洪、永之时,国家大兴屯田,凤阳地区军屯亦兴盛。永乐末年,随着京操、漕运等军役名目的不断增多,加上军官科害等原因,一直到嘉靖中期,凤阳地区军屯不断衰落。嘉靖中后期采取了相关整顿屯田的措施,军屯废弛的状况有所好转,该局面一直维持至万历初年。明末,由于战乱等原因,各卫所屯政彻底败坏。通过对明代凤阳地区卫所屯田、屯军、子粒、科则等进行阶段性的定量考察,有助于更好、更全面地把握该地区在明代的农业发展状况,对研究明代农业史、军事史均具有一定意义。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山阳县谋杀勘灾命官案

清代嘉庆年间,因江苏总督派往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查勘赈灾的官员遇害,江苏上至总督、巡抚、藩司、臬司,下至淮安府知府、山阳县令及其佐吏、仆役共20余人或被处死,或被处以流放、革职、杖责等,成为震动全国的大案。     

潘季驯《河防一览图》考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人。他是明代著名的治河专家。自嘉靖四十四年(1565)至万历二十年(1592),潘季驯曾经四次任总督河道。他不辞劳苦,经常深入工地,对黄、淮、运三河进行大量调查,提出综合治理的原则:“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于入海,则治河、淮     

两广巡抚林富乞罢采珠苏民困

写中国珍珠史,有一个人绝对绕不过去。这个人,便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两广巡抚林富。林富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最擅长写奏疏一类的文章。他出任两广巡抚期间,写下的两篇关于南海珍珠的奏疏《乞罢采珠疏》和《乞撤看守珠池内官疏》,成为中国珍珠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嘉靖朝《军政事例》性质新探

明宣德四年国家首次颁行《军政条例》,之后,正统、弘治和万历年间又有续修,并颁布通行。但嘉靖朝有无国家军政条例,学界至今未有明确定论。嘉靖时期,因北虏南倭的局势,各地官员纂辑刊行有关军队法律较为活跃。其中嘉靖三十一年巡按监察御史霍冀辑《军政事例》,经兵部议覆,皇帝允准而刊行,成为国家军政条例,并一直行用到万历初年国家再次颁行《军政条例》。嘉靖朝霍冀的《军政事例》在体例上开创了分门别类纂辑的新方式,也为万历《军政条例》所继承。     

鄂海任“陕西总督”考略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康熙朝重臣鄂海曾任“陕西总督”一职,但《清史稿·鄂海传》、《八旗通志》、《清史列传》、《满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鄂海传记均载: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鄂海由云贵总督移督川陕。六十年(公元1721年)五月,鄂海办理军前粮饷而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为总督。事实上,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允任抚远大将军,指挥西部对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因军机紧要,康熙帝特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而鄂海由四川陕西总督改为陕西总督。这一过程是鄂海的以上五种传记所忽略的。据《清圣祖实录…     

阮元幕府篆书

<正>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怡性老人、节性老人、揅经老人、颐性老人等。江苏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入值南书房。其后历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户部侍郎、浙江巡抚、兵部侍郎、湖南巡抚、工部侍郎、漕运总督、江西巡抚、两湖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卒谥"文达"。阮元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     

常安的文艺理论

常安,叶赫纳拉氏,字履坦,满洲镶红旗人。据《奉天通志·人物志》、《八旗通志·艺文志》、《八旗文经·作者考》《雪桥诗话》等著作记载可知,常安为康熙癸酉年举人,任山西巡抚椽史,不久又提拔为理事通知。雍正初年,他转任山西济宁道,后累迁贵州布政使、江西巡抚,补盛京兵部侍郎,转刑部侍郎,出任漕运总督,乾隆年间官至浙江巡抚;一生为官,转任多处。常安著作颇多,主要的有《受宜堂集》、《受宜堂驻淮集》、《廿二史文钞》、《古文披金》、《澄观楼倡和诗》、《明史评》、《从祀名贤传》、《箕踞冷语》、《遁甲吾学编》、《受宜堂居宦说》     

明代淮安的常盈仓

淮安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运的交汇处,为漕运和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淮安作为漕粮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包括漕运总督在内众多的漕运管理机构和官员,其中就包括淮安运河水次仓——常盈仓。淮安运河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明代淮安是漕运重地,江南几乎所有的漕粮都要从淮安起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漕粮的存储和管理,     

周恩来祖辈迁淮后的兴衰

经最新研究考证,并经周尔辉等同志的证实,周恩来曾祖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迁居淮安,并在淮城附马巷买房定居。对周家迁居淮安后的兴衰,笔者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淮安乃古之山阳,“地居淮东,海滨为近”(《〈山阳县志〉序》)是清朝设置的淮安府、漕运总督部院及     

明《（万历）广西通志》述略——兼主修者巡抚广西及纂修年代、版本源流考

《（万历）广西通志》是现存的两部明代广西省志之一,具有珍稀价值。现有关文献对该志纂修年代、版本源流及主修者巡抚广西时间的著录出现混乱或错误。经初步考证,该志为戴耀主修,苏潜编纂,杨芳刊行;纂修年代应以苏漕自序为准,即万历二十五年修成;版本主要有万历二十七年初刻本、天启二年补刻本、天启二年以后再补刻本等,而非仅有万历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