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资料集求疵一则

中国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十三种《抗日战争》,是由章伯锋、庄建平具体主编的一套大型资料集,该书于1997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研究述评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研究,从1990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随着中国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开,外国档案献和研究成果的不断涌入,以及学研究视野的开阔,该领域研究取得了显的学术进展。尤其是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变化,导致研究的结论更趋多元化,对于国民政府战时对外关系的评价亦更加客观和公允。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损失调查述略

抗战爆发后,广东省政府即着手进行抗战损失专项调查。1939年7月后．广东抗战损失调查纳入省政府的施政计划,按国民政府制颁的损失调查办法和表式按期查报,形成了敌机袭粤、第一次粤北战役、全省人口伤亡和公有财产损失等多项调查统计资料。由于战时战后环境的影响以及损失查报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致损失统计不完整、不准确。     

本土之外:澳门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学界对中国内地抗战已有较多研究,而对于港澳及海外华侨的抗战研究仍显不够。澳门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其特殊的"中立"地位更加彰显其在抗战时期的独特性及研究价值。加强对澳门与抗日战争的考察与研究,既可以扩大现今澳门史研究的关照面,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抗日战争时期澳葡政府统治下的澳门社会动态以及澳门与参战各方的复杂关系进行全景式的透视与分析。     

近十年抗日战争时期重要人物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研究更加客观,也更多层面,特别是在领袖人物的研究及其功过是非的问题上,或根据史料或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能够形成新观点．把人物的言行、思想脉络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发展结合起来,使得抗日战争重要人物的研究与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实际更加接近,也就使得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     

抗日战争时期编纂的《广东年鉴》

1941年出版的《广东年鉴》,是民国时期广东编纂出版的唯一一部《广东年鉴》。全书480万字,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有很高的文献价值。1991年,为方便各方面读者和满足各地各部门编修地方志的需要,由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广东省文史研究馆、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三家合作,重新誊印出版,内部发行。有关抗战时期的著述对于这部年鉴的编修记载似极少,如《民国广东大事记》竟无一字提及此年鉴编纂出版之事,对此书研究者更少。故本文略作述介,从《广东年鉴》一窥抗战时期广东的文化,并望对现代修志有所借鉴。     

中华民国时期华侨研究述评

华侨华人研究在20世纪曾4次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均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由于英国在南非引进契约华工开采金矿及美、澳等国的排华运动,华工的待遇、引进华     

汉唐时期南方风土病研究述评

风土病,即地方病,“不普遍于各方,仅局限于一域之疾病名称也”（萧鸣籁：《世界风土病分布之通论》,《地学杂志》第1、2期,1923年）。它是与发病地区水土因素（地球化学因素）紧密相连的疾病,“即其病因存在于发病地区的水和土壤之中,可能是某些元素或化合物的过多、不足或比例失常,通过食物和饮水作用于人体而致病”（朱育惠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地方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中日关系史研究述评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故抗日战争研究重新出现高潮。国内举行的会议主要有：6月20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大学联合举办的“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学术研讨会;8月3—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武汉政协和江汉大学联合举办的“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省会计人员训练班

赴鲁山应招前后 1942年,国民政府实行“会计超然独立”之制。其内容包括：会计的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由各级会计主管机构决定;对会计人员的考核奖惩由会计主管机构及会计所在单位“双重管理”;会计不得兼任出纳或办理现金收支;会计按照会计制度及财务预算执行并监督所在单位的财务收支事项,同时对会计主管机构及所在单位负责;会计人员调免必须交代清楚后始准离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陈云研究述评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当时陈云处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工作思想、原则、方针和政策以及他领导经济工作的艺术和方法,都在实践中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受到全党同志的信赖、支持和称赞。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陈云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生涯中极其辉煌的阶段,无论是党史、国史学界,还是经济史学界,对陈云这一时期生平与思想的研究,都给予极大的关注,推出不少研究成果。     

2004年海内外中日关系研究述评

笔所见2004年国内出版的有关图书有：加藤克子、步平翻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月出版的《日中战争中悲哀的军队——搜寻父亲记忆的旅行》;刘燕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月出版的《鬼子还会再来吗》;张连红主编、孙建成调查,江苏人民出版社3月出版的《日侵日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梁家贵,贵州人民出版社4月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步平、高蛲燕、笪志刚,中国社会科学献出版社5月出版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董振平,齐鲁书社出版社6月出版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研究》;梅桑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7月出版的《三百万日侨遣返实录》;美国柯博、马俊亚翻译,社会科学献出版社7月出版的《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沙东迅编,广州出版社7月出版的《广东抗日战争纪事》;戚其章,天津古籍出版社9月出版的《甲午日谍秘史》;闻黎明,上海书店出版社10月出版的《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陈先初,社会科学献出版社11月出版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唐正芒,中共党出版社11月出版的《中国西部抗战化史》;重庆档案馆编辑,12月出版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献资料选编》;李秉刚主编,社会科学献出版社12月出版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     

汉武帝时期国防经济思想述评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西汉王朝的第五代君主。他16岁登基执政,在位的54年（前140-前87）期间,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开创了史称“汉唐盛世”的西汉鼎盛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湖北沦陷区的经济统制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了将湖北沦陷区的经济完全纳入其战争和殖民体系,最大限度地掠夺沦陷区的战争资源,严密控制沦陷区的民众,在其占领区内建立起严格的统制经济制度.其内容包括建立各种经济统制机构,实行物资统制管理,控制物价,推行配额供应等等.日伪的经济统制,严重破坏了沦陷地区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秩序,造成沦陷区生产凋敞、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武汉地区战前已经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近代经济也遭受毁灭性打击.     

近年来伪满时期东三省租佃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北在伪满时期的租佃关系一直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本文将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伪满洲时期东三省租佃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述评,并对研究趋势以及研究特点进行总结。希望对这一课题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轰炸给四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研究

1937—1938年,上海、南京、武汉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为日军实施以炸迫降战略企图的最主要空袭目标。据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为彻底“摧毁中国抗战意志”,日军下令对重庆实行大范围轰炸。1938年12月2日,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代表天皇向侵华日军传达天皇敕令“大陆令第241号”.     

贵州民族经济的发展历程——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偏居一隅的贵州,由于远离战火的侵扰,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资金、技术、人才的注入,政府政策的支持再加上战时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贵州发展突破瓶颈,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政府政策的支持、沿海企业的迁入、相对稳定的环境、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是这个时期贵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但是,这个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深深打上了"战时经济"的烙印,抗战结束后各企业陆续返回原地,贵州经济又出现了大幅度滑坡。     

李维史学研究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笔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抗日战争时期 上海的“三行联合经济研究室”金融座谈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上海完全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姓手中一有钱,首先想到的就是马上去购物。上海的金融系统更是危机四伏。而在上海的私营银行,犹如失舵之舟,惊涛之间,令人心悸。为此,上海绸业银行、大康银行、上海实业银行三家,本着“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古训,于1942年9月成立了“三行联合经济研究室”,收集以往银行的资料。调查现实经济动态,根据市场的行情．研究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