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河南易督风潮中赵倜转向与直皖易势

1919年至1920年,民国北京政府发生权势重心转移,直皖互疑,对抗加深,具有重要政治地理位置的河南,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豫督赵倜的出身和崛起路径令其在政界缺乏奥援。袁世凯去世后,赵倜媚皖以求生存,实际左右观望,皖系准备更换豫督,导致易督风潮。赵倜因皖直对其去留态度不同,由媚皖走向恚皖,直到附直反皖,导致直皖易势,这是战争爆发及直胜皖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倜随势而动既是基于其派系属性,更是时局大势对个人抉择的深刻影响。但派系竞逐中无论谁胜,最终仅是派系的胜利。他们越深度介入中央,就越意味着国家和政治的衰落和失序。易督风潮成为北洋政府走向衰落的转折之一。     

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

五四前,直皖斗争主要表现为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五四运动发生后,吴佩孚乘时崛起,其主张及行动赢得了各方人士的赞许,他所代表的直系成为人们推翻皖派势力的依托力量,直皖的派系斗争融汇于人民反对皖系的时代洪流之中,使得此后的直皖斗争不仅仅具有派系私争的性质,而且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维护国家主权”与“损害国家利益”斗争的进步色彩。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序言

本卷叙述的内容,是以北洋军阀皖系统治为中心的中国政治斗争与变化过程。时间从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上台,皖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直胜皖败为止,前后正好四年。     

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的两年间,吴佩孚实现了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也就是说,吴佩孚是通过"公电"媒介来传播他的"民治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张"而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吴佩孚应时而动,通过大众传媒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军阀主义"和重视民意的爱国军人形象,而将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作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予以尖锐批判。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高举反日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实现了他的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双结合,完成中国政治权势从皖系到直系的转移。     

直皖矛盾和直皖战争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军阀集团,它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分裂为直系、皖系和奉系三派,其中直皖两系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直系和皖系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矛盾,也往往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因此,直皖矛盾和直皖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直、皖两系的名称,根据冯国璋是直隶人而称直系;段祺瑞是安徽人而称皖系。早在小站练兵时期,冯国璋、段祺瑞就在袁世凯手下争权夺宠。袁在位时,段历任陆军总长,掌     

蒋胡约法之争初探

蒋胡约法之争初探李黎明蒋胡约法之争是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的一次派系之争,斗争的双方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暴发户蒋介石和元老派首领胡汉民。这场斗争本来只是关于＂训政约法＂问题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但最终却发展成为一场＂闻者无不惊诧＂的重大政潮。长期以来,由于种种...     

阎锡山的“六政三事”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使帝国主义失去了侵华的共同工具。于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从北洋军阀中寻找新代理人,作为它们各自侵略中国的工具。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之间为争夺北洋首领地位和北京政府的中央大权,彼此展开激烈的角逐和斗争,从而形成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这三大派系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相互之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造成中国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惨象和政局的动荡不安。这种动乱局面给阎锡山扩张势力割据山西提供了可乘之隙。他决定大力经营山西,积聚内力。1917年7、8月间,阎锡山施展权术,先后收回了黄国梁、董崇仁、孔庚等人握有的军权,将山西的军权完全集中到了他个人的手里。他先后赶走北京政府     

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

中央政府失控与南北分裂局面的复杂化、地方意识的增强、文武关系的诡论性演变,以及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有意识运用等问题较集中地体现了北伐战争这一民国政治大转折所处的时势语境,本文通过《申报》主笔杨荫杭在北伐前数年写的“时评”探索这些反映时人政治关注的问题,希望能藉此揭示当时的军政格局及时代要求。那时全国局势既然类似历史上的“五代”,也就出现了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向往统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可视为北洋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促成北洋体系的崩散,后来北伐的渐得人心部分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     

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

1917至1918年的南北统一战争,持续时间较长,涉及区域甚广,卷入人员众多,牵扯问题错综复杂。过去的论述大多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护法运动的角度,本则以当时北洋系军阀首领及北京政府核心人物段祺瑞为研究主体,着重探析他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原因及其对民国政局的影响。作认为,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既有必然性,亦有偶然性,既有内在原因,亦有外在原因,是在内忧外患、云诡波谲的时代背景下,各方势力、各种矛盾冲突调和的结果。段祺瑞发动和领导的南北统一战争的失败,是北洋皖系统治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并对其后的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乃至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产生多方面的难以估量的影响。     

吴佩孚：一个被认为更有希望统治中国的军阀

一代枭雄袁世凯在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近3个月后,1916年6月病亡,北洋军阀集团分裂成直、奉、皖等派系。为掌控北京中央政权,各派逐鹿日渐激烈。1920年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权倾中央。     

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近年来，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的研究，人们注意较多的，往往是派系纷争对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弱化效应；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     

倪嗣冲与1917-1918年安武军入湘作战

1917年8月至1918年10月,皖系段祺瑞派军南下,武力征讨西南,意在一统天下。在此期间,倪嗣冲先后两次派安武军入湘作战,鼎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当直系以主和为手段牵制皖系时,倪嗣冲力挺危局,奔走呼告,倡导北洋派系团结,以战促和,完成国家一统。本文拟从安武军在主要战场湖南的作战经过史实入手,来评述倪嗣冲在此南北战争期间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深化对这一时期直皖派系多重矛盾的认识。     

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重大举动。此举始终牵掣于北南双方各派系之争。就北方来说,尤其牵掣于直皖之争。直系力借议和排斥皖系,皖系则对议和力图抵制。最后,在南北双方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议和破裂。徐树铮是当时纵横捭阖的人物。本文专门研究他与议和的关系,研究他对议和的认识、破     

抗战期间桂系与CC系在安徽的矛盾与斗争

桂系与 CC 系是国民党内势力较大的两个派系。本来,桂系是广西地方实力派,在皖省与 CC 系瓜葛并不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局变动,战场迁移,桂系势力得以伸入安徽,使在皖拥有雄厚实力的 CC 系深感威胁,它们的矛盾迅速转向正面冲突与对抗。两派在安徽这一期间的矛盾与斗争,是国民党内有声有色的派系斗争的一部分,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武汉“吴公馆”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生前有两个知名的公馆,一个是洛阳公馆,另一个是武汉公馆。这两个公馆见证了吴佩孚政治生涯的一起一落、一沉一浮。 洛阳公馆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期间于民国8年8月设立。吴佩孚精通周易八卦、奇门遁术,会算命看风水,他把公馆定在洛阳这个九朝古都显然是有其特殊目的和意义的。吴公馆原址是袁世凯的一个行宫,位于洛阳之西,北邙山南麓,伊水东     

《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

国民党的派系问题,向来受到研究民国史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解禁,让外界对国民党各派系的恩恩怨怨有了更深入了解。《蒋档》书翰中就提供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重要一手史料,弥补了以往回忆录及日记对这一问题反映的不足之处。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兼论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长期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系权力斗争,片面强调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事实上,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进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有他因:袁世凯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需要士官生补充紧缺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的关系随着袁世凯、铁良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     

“仿照庚子互保”：江浙战争与江苏耆绅的和平运动（1923—1924）

江浙关系与全国政局相表里,自1922年以来两省关系深受直系与“反直三角同盟”牵动。1923年沪杭成为“反直中心”后,江浙关系恶化,以苏社集团为代表的江浙耆绅主张仿照东南互保先例促成江浙和平,他们推动两省军阀签订和平公约,相当程度上延缓了战争爆发。但1924年直系战败,“反直三角同盟”主政,为此张謇等苏社诸理事促使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下野,避免了战争扩大。在此过程中张謇与苏社其他耆绅态度常不一致。这些政治运动展现出苏社集团的政治力量与江苏“绅军政权”的特质,也展现出晚清政治在北洋时期的延续性。齐燮元素与江苏耆绅关系密切,双方均以“保境安民”为要约。但江浙战争期间,军阀受派系利益求“保境”,士绅因地区利益求“安民”,军绅之间发生严重分裂。军阀无法安民,其存在的合法性亦发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