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祈雨仪式的性别研究

祈雨,作为远古人类保证生存的必要手段,一直都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巫术仪式,从传世的文献记载来看,形式丰富的祈雨仪式都与女巫(女人)有着不解之缘,她们或是仪式的主持和主角,或是充当祭祀中的献礼,或是在巫术失败的时候被真正的杀害.女人在祈雨仪式中的不可缺失性与我国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其在仪式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弱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地位的逐渐下降.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的祈雨文献研究

祈雨是传统社会人类在旱灾发生时的一种祭祀与礼仪活动。《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保存有大量主题集中、内容连贯、以颂扬神灵及官员自省为主的祈雨文献。这些文献围绕南部县衙展开,县官在祈雨过程中处于上传下达的核心地位,县衙官役是祈雨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筹办者。晚清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中,知县对求雨方式产生质疑,但因祈雨活动能减轻民众恐慌、维护地方统治而依然存在。     

清中叶山西村社生活与管理——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所载的山西档案资料,证明村社既有居民自定的俗例,也有官府要求设立的职役,村社居民的生活受所在地官役、乡约、乡地,以及里甲、保甲的督管。但村社事务的管理没有统一的建制,各府情况不同,基层组织呈多样化,只有县一级组织形式是相对比较统一的,成了清代山西基层组织形态的特色。村社建有社庙,社庙有祈雨、演戏等公共生活,村社还管理水利的使用。     

密教传持与宋代民俗风情--以宋代祈雨习俗为中心

密教一宗,形成于有唐一世。密宗法脉,经“会昌法难”及刀兵之劫,顿失往日之盛,渐趋式微,但已深入民间日常生活的习俗中。辗转入宋,化俗流布,写经造幢,祈雨持咒,不一而足。其中之祈雨习俗,多与密教关涉。对宋代祈雨习俗中的密教影响因子等诸方面展开论述,可以进一步说明密教虽经“会昌法难”的洗劫,但至宋仍是影响现实生活的一支重要的宗教力量。     

清代华北乡村“社首”初探——以山西泽州碑刻资料为中心

"社首"是清代华北民间自治组织"社"的领导者,在清代山西泽州又被称为"维首"、"社领"、"社头"、"社长"等,是乡村社会的权威。从碑刻看,社首可以分为长期任职的执年社首和短期的督工社首,执年社首一般实行四人三年的轮换制度,由社众集体选举产生,个别村社采取家族轮值的方法。督工社首仅在村社出现大型公共设施修建时才被执年社首临时任命,人员依工程复杂程度而定,任期以工程完成情况而论。社首身份较为复杂,现有资料显示大约近十分之一的社首来源于下层士绅,其余多为普通社民。有清一代,社首在村落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止争、协调村际关系,权力几乎触及到华北乡村的全部生活。     

祈雨习俗及其地域差异——以传统社会后期的江南地区为中心

江南地区虽属平原水乡泽国 ,但是由于季风气候的缘故 ,降水变率大 ,往往旱涝不常。所以旱期祈雨 ,在江南水乡也很普遍。江南地区的祈雨一般选择在龙王庙、观音庙、城隍庙以及其他神灵和已故乡贤名宦的祠庙中进行。本文研究表明 ,江南有共同的祈雨对象 ,但区域内部这种祈雨却呈现了多样化 ,有其各自的特色和主要的侧重对象 ,并且在地域分布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可以认为 ,江南地区祈雨神灵的分布特点和地区差异完全是受地理环境影响的结果。     

晚清时期民间水神崇拜与祭祀

从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仍有顽强的生命力。晚清时期,广大民众在面对洪水、干旱时仍不忘祭祀以河神和龙王为主的水神,并举行各式各样的祈雨仪式,求得心理慰藉和精神依托。但由于近代社会各方面的冲击,晚清水神崇拜逐渐式微,反映出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冲击,并在二者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发展。     

300个傣女祭寨神

寨神是傣族村寨的保护神,即社神,傣语称“丢拉”。他们是原氏族的祖先,通常是建寨过程中有功的特权家庭成员,在氏族发展为村社以后,便被供奉为寨神,由本寨人供奉。寨神有善恶两种,善者能保佑全村,恶者则会危害本村利益,因此都要加以供奉和祭祀。寨神通常被供祭于村中的寨子中央,具有无上的权威。傣族人一生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与寨神息息相关,都要举行一定的祈祷仪式。城子寨祭寨神时是由每户女主人参加。各家各户备办鸡、酒、蜡条、糯     

神秘的黑非洲祈雨仪式

黑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片神奇而又富饶的土地。雄伟壮丽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丛林密布的扎伊尔盆地、广阔无垠的撒哈拉沙漠孕育了其绮丽多姿的风土人情;原始的铸雕岩画、诡异的古麦罗埃建筑、热情豪放的沃尔特假面舞融成了其异彩纷呈的文化艺术。在种种黑非洲文化中,既有“木鼓舞”、“蝴蝶画”那样的现代文明,也不乏神秘莫测的原始土著艺术。但鲜为外人所知的,并且是一种具有明显土著文化特色的祈雨仪式,将使人们领略黑非洲特有的文化瑰宝的面貌。     

十九世纪俄国村社制度下的农民生活世界——兼论近三十年来俄国村社研究的转向

19世纪俄国农民生活在村社制度下。自然—气候因素从根本上影响到村社的兴起与延续 ;土地重分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 ;帮助和互助传统化解了单个农民面临的难题 ;村社社会结构和职能的二重性使其善于灵活地应对社会、经济的变化 ;村社的民主原则和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的感召力很强 ;社会舆论的力量使农民时时遵守传统道德与传统行为规范。村社制度构成了俄国社会制度的基础 ,对俄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福建祈雨文创作初探

中国自以来水旱灾害频发,祈雨活动来有之,大祈雨文学作品相应而生。宋代旱灾次数繁多,祈雨文学创作成果显著。南宋期间,不少官员、儒者或出身福建,或福建任职讲学,为应对旱情,于当地写下了大涉及各种文体的祈雨文章。本文以真秀、陆、史浩、朱松等七人所作福建祈雨文为探讨中心,在基础上挖掘所涉地方山川名迹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不同作家格各异的祈雨文创作,窥探他们对祈雨及人神关系的观点和态度,以期有助于了和研究南宋福建祈雨文的文学及文化价值。     

浅论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从祈雨活动的考察出发

本文考察了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祈雨活动的具体状况,表明此时这类民间信仰活动,在面对干旱危机时起到了一定社会凝聚作用。而政府对待祈雨行为的一系列转变,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东北社会变革之后政府与下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情况。     

读路璜旱灾祈雨诗

古代科学技术落后,人们为祛除干旱常常采用礼神祈雨的办法。古代记述旱灾祈雨的诗歌存世不多,且篇幅较短;像路璜以五言操觚的长篇旱灾祈雨诗委属少见。该诗详细叙述地方与中央礼神祈雨的全过程,表达自己关注民生的情怀,留给后人无限遐思。雷公雨婆是不存在的,兴修水利才是抗击旱魃的最佳选择。人类构建"野花灿崖腰,苍苔没屐齿"的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     

古代壁画中的“祈雨图”及有关问题探讨

本文介绍了山西、陕西两省保存元代以来的＂祈雨图＂壁画,并就画面构成与莫高窟壁画中的＂祈雨图＂作了比较,认为山陕古代壁画＂祈雨图＂受到唐以来同类题材壁画影响。     

民国时期旱灾中官民应对与调适——以1934年的江南旱灾为中心的探讨

1934年长达3个月之久的江南大旱灾,考验着政府和民众在应对灾害上的能力,更使官民关系在这场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大旱灾中城乡民众进行的祈雨活动与近代科学的背离,使已逐步接受近代科学的官方人员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各地官员对祈雨活动的态度和应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     

19世纪上半期墨西哥的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化道路

殖民地时期,在墨西哥中央地区的农村,庄园与村社之间形成了一种虽不平等、但相互依存的关系。殖民地后期,由于人口数量回升、商品关系的发展,大庄园利润上升,村社农民地位下降。独立后,由于大庄园主因经济困难而被削弱,墨西哥的农业从主要满足大城市市场的大庄园商品性生产为主,转向主要以满足自身消费和部分满足地方市场的村社、租佃农、小农场生产为主,出现了一种向"小农制"转变的农业发展模式。这一变化不仅仅给农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且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更加平等的分配创造了条件。但19世纪末,在迪亚斯的独裁统治下,墨西哥的农业重新回到了大庄园商品生产的模式,下层农民的处境不断恶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     

村社共同体:新农村建设的本位取向

什么是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要的和根本性的问题。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农村语境化背景下从村社本位出发,将农村建设成为与农村社会实情与村庄生活特质相吻合、村民关系融洽和村庄认同感强的生活共同体。     

生死问的暧昧：清代“尸变”故事中的观念与情感

“尸变”故事在清代志怪小说和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清代社会中盛行的“停柩浮厝”的独特葬俗是“尸变”故事得以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故事本身则从独特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死、灵肉、人鬼等概念的分类与理解;也揭示出清代社会“停柩浮厝”与“入土为安”两种相冲突的观念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张力和社会压力。“尸变”故事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在面对逝者时普遍存在的怀念、不舍与厌恶、恐惧两种本能情感间的人性冲突。     

平遥应润庙元代《梁公祈雨灵应记》碑考述

《梁公祈雨灵应记》碑由元代平遥县教谕张翼撰文,原存立于平遥应润庙内,现庙与碑俱毁不存。康熙四十六年和光绪八年《平遥县志》均收录该碑碑文,其中记载了梁公天翔应润庙祈雨灵应一事,并介绍了平遥梁氏家族的辉煌,特别是雩祭习俗观念和演剧活动。通过对该碑的考述,深度挖掘碑文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发现其作为元代平遥民间社会雩祭及演剧活动的史料价值。     

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