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康熙理学思想探析

康熙理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经筵、日讲以及与理学名臣的研讨。他提出以行来判断理学真伪,将道统与治统集于一身;在以董学灾异说警戒自身同时,又最大限度的肯定人为;最终,将理学收摄于以程朱"诚"、"敬"为中心的并带有王学色彩的践履之学中。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苏学盛于北"说再考察

"苏学盛于北"本是明清学者对北宋三苏父子特别是苏轼的文学、艺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地区广泛传播情况的概括。但学界有一股倾向,认为这里的"苏学"不限于文学、艺术,还包括苏氏的经学著作、哲学思想。实际上,从苏氏经学著作的刊刻、宋金文化的交流、金朝科举的主流、金朝儒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金朝晚期理学与苏氏经学在北方地区的势力比较等方面来观察,苏氏的经学及其哲学思想在北方长期不受重视,晚期虽然得到一些大儒的青睐,但同时理学也"复苏"过来,理学势力明显在苏氏经学之上。因此,那种试图把"苏学盛于北"的"学"扩大到儒家经学层面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苏学盛于北"说只适用于文学艺术层面,而不能说在儒家经学和哲学方面也可以应用。     

《仪礼》堂廉、堂深考

《仪礼》宫室制度,经历代经学家研究,总体格局已较清楚,但疏漏或不明之处,依然不少。如《仪礼》堂上之"廉",《说文》释为"仄",郑玄说"侧边之为廉",学者多以堂南侧之边为廉;至其形制,皆语焉不详。本文指出,廉乃是以砖石块砌于堂边沿的长条形建筑,四边皆有,一堂四廉。堂深之度,郑玄、贾公彦即已互歧,共有四说,长短相差一倍。本文认为黄以周"中至庪为堂"之说最得经旨,并论证自庪至廉的地带主要用于有司行走,不得称为堂。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陶澍,就没有"湘军三杰";也可以说,"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林冲误入白虎堂为何犯死罪

<正>《水浒传》第七回中写豹子头林冲误入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节堂,落入了高俅设计好的陷阱里。按大宋律法,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进入白虎堂,否则论罪。高太尉对林冲说:"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于是高太尉以"故入节堂,欲杀本官"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蔡悉理学源流考

正明代蔡悉以理学闻名于世,被尊为"淮西夫子","合肥三公"之一,已有成果介绍过其生平和地位1,本文拟对其理学思想及源流做简单考证。一、理学渊源蔡悉一生为宦五十年,历官十七任,撰述达七十余种。观其为政则廉明刚正,人称"包老复出";为学则笃守程朱理学,首揭"毋自欺"为《大学》宗旨。是故,《皇明通纪》、《皇明从信录》等称之为"理学名流"。又因进呈《大学解》,诏赐为"理学名臣"2。     

“扬州八怪”之一的高翔

高翔字凤冈(凤岗),号犀堂(樨堂、西堂、西唐、西塘),又号山林外臣,工诗、书、画、篆刻,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兹将有关高翔生平与艺术的几个问题,简单说明如下:一籍贯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说高翔是"甘泉人";同书卷四,说高翔是"江都人"。在一本书中,出现两个不同的说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里堂书品》辨伪

<里堂书品>(以下简称<书品>),抄本,浅绿格,每叶11行,每行24字.卷首目录题为"里堂焦氏书品",下署"廷琥手录".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名为<里堂书品>.郑伟章先生在<文献家通考>中曾说:"(焦循)藏书多有题识.其子焦廷琥辑为<里堂书品>五册,系雕菰楼绿格抄本,有题跋之作四百四十九篇,多集部书."①以为该书是焦循的"题识"之作.     

理学道德本体论及其伦理学价值

理学道德本体论将伦理道德视为宇宙之最高本体,这个最高本体就是"理"。"理"的内容是仁义礼智"四德"和忠孝节悌信"五伦"。理学道德本体论的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为理学经济伦理观提供了世界观基础、价值方向和价值目标。     

陈宏谋与清代理学

陈宏谋是清代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有"岭表儒宗"、"理学名臣"之称。他以程朱理学为本,敦崇实学;学以致用,居官务实;坚持"学者为己",力求"明道济世";为官清正廉洁,遗惠在人,为雍乾时期社会经济和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学与清初社会——读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

<正>理学是儒学在宋代发展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也称为"新儒学"。清初庙堂理学是顺治、康熙时期理学与王权之间相互斗争、妥协和结合的产物,是理学由内圣到外王的结果。学术界对研究理学与清初社会政治关系的著作有史革新《清代理学史》(上册)、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等。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岳麓书社,2015年版)则以儒学官方、民间双重性视角,从理论上对清初庙堂理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了系统分析,探讨了清初庙堂理学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及其构     

金朝中叶科举经义、词赋之争与泽潞经学源流

元儒郝经记载,金代河东南路在北宋程颢牧晋之后一直保有理学遗脉,并促进该路在金朝取得诸路第一的科举成就。此说后人大多信从。考察金朝诸路进士中第人数发现,以泽、潞两州为代表的河东南路在视为科举主流的词赋科上表现平平,但在非主流的经义科上确实一枝独秀。然而,这一特殊科举优势的形成并非缘于程颢牧晋事件,而主要是由金朝中叶泽州儒士李晏推动"明昌经义复科"的科举体制变革造成的。金朝经义科考以大义,主试义理而非注疏,这大体构成了以经义之学比附理学的一种内在思想因由,同时也显现了元代科举理学化的北方学术渊源。     

谈司马光、朱熹对志界影响

北宋司马光为理学开山者,南宋朱熹为理学集大成者,二者皆为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史志理论和其代表作《资治通鉴》、朱熹的治史思想和其代表作《资治通鉴纲目》及其读志用志活动,都对后世志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司马光对于志界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即以史"资治"说对志论影响,资料长编对志法影响,志为博物书说对志论影响。朱熹对志界的主要影响,亦可概括为三方面,即作史"正统"观对志论影响,所创纲目体对志体影响,读志用志活动对志界影响。     

理学仁孝观与古代医学

宋明时期的理学,继承并发挥了孔孟的仁孝观。理学中人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医儒之间关系的特殊性,理学仁孝观在嵥渭捌湟院蟮囊窖е胁挠跋熳钗钤叮佣纬闪斯糯飞弦桓鲋档弥厥拥奈幕窒蟆“医为仁术”说和“知医为孝”说,是医儒关系中两个最突出的问题。     

元代关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思考──论理学思潮对元代历史观的影响

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比如,历史是如何运动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地运动,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是历史观的问题,由于一个时代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观与当时哲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考察元代历史观,必须特别注意元代理学思潮对于当时史学思想的影响。在宋代兴起,并于元代成为官学的理学是由赵复北传和"北许南吴"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元代理学继承了宋代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通过天道观、心性观、知行论等理学范畴的阐述,对封建秩序符合"天道"的合理性,以及人们如何遵守伦理纲常、加强自我…     

方东树理学观新论

在清代学术史上,方东树可谓嘉道时期一位学术个性鲜明而又充满争议的学者,尤以扬宋抑汉而为学界所关注,而对方氏理学观的认识,遂大多着眼于其尊崇朱子、批判汉学,为程朱理学正名,抑或汉宋兼采。但是,如果以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方东树其人其学,则不难发现,其理学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方东树的理学观既有借"辟佛"以攻乎陆王、近世汉学家的一面,也有援佛入儒,对理学本身加以修正的一面。在汉宋兼采、倡导经世等方面,他与同时期夏炯等交相呼应、殊途同归,展现出此一时期理学发展的新趋势,颇值得玩味。     

朱升为学历程与元末新安理学之趋向

朱升既是元明之际朱元璋政权的辅翼之臣,亦对程朱理学在元末明初的传播与发展有羽翼之功。他的为学历程颇为曲折,却彰显出元代各地学术的交融互动,宣示元末新安理学的转变趋向。朱升早年学于新安诸儒,承继了元代"纂释"程朱经典的学术传统。中年以后,他积极访学江西等地名儒,在教学研习中反思元末新安理学之弊,最终弃"纂释"而入"旁注",形成其会通自得的学问特色,对元末新安理学的发展进行有益的补充。朱升的为学经历与学问转变,正体现了元末新安学术从羽翼程朱到体认圣学的重要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