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志历史文献分类专集》序言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究其肇端,其说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曾概述方志源流称：“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     

《论语》次第及结构之解析

今本《论语》为西汉末张禹融合鲁齐《论语》本,又为张侯论。其篇次自《学而》至《尧日》,共二十篇,以《学而》、《为政》为其奠基石,其次第和结构体现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本体。     

清华简《尹诰》研究

清华大学藏简《尹诰》篇是失传了的《咸有一德》,但不是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非常重要,其内容目前可以基本疏通。由其内容来看,其中已经有建立在"君权天授"、"天人合一"基础上的民本思想,这是孟子思想的源头。从其内容上也可以说明清华简《尹诰》篇不伪,其史料价值非常珍贵,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则确系伪书。     

试论屈宋之《招魂》及相关问题

本在概述胡念贻、潘啸龙得出的《招魂》之作是宋玉、《大招》的作才是屈原,并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背景和词旨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时间、屈原《大招》的创作动机及反映的思想,并建议将屈原的“招魂词”恢复其原名《招魂》,而将宋玉的“招魂词”改用其曾用名《小招》。     

刘肃与《大唐新语》

《大唐新语》是唐人刘肃所撰。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自宋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视其为杂史类,《宋史·艺文志》列其为别史类,《四库全书》则列其为子部小说家类。当代有的学者称其为《历史琐闻类的笔记》。认识上的不一致,正说明该书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边疆学学者黄奋生及其著作

黄奋生是中华民国时期一位成绩突出的边疆学学者。本文在介绍其生平及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介绍了其主要著作《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百灵庙巡礼》、《蒙藏新志》、《边疆人物志》、《边疆屯垦员手册》、《边疆政教之研究》。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黄奋生的研究及著述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大汉族主义烙印,但其成就以及对边疆学研究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的特点与不足

《三州辑略》中关于吐鲁番的史料,其价值通过与清朝时期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大清一统志》《回疆通志》《西陲总统事略》《新疆图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吐鲁番厅乡土志》以及《吐鲁番地区志》《吐鲁番市志》等志书的比较,看出《三州辑略》吐鲁番史料的独特性和不足。其价值有：详今略古,有时代性;分门别类,且有创新;列有数字,记载详细;详列乾嘉年间吐鲁番的官员任职情况;纠错纠讹,考证严格。其不足之处有：叙诛详细．却不记回俗：不记户口、学校、古挤、坎儿井;内容失误．     

徐众《三国评》考辨

东晋人徐众撰著的《三国评》就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史学著作。对于徐众 ,据现有资料只知他于咸康中为黄门侍郎 ,建元初进侍中 ,详情无考。一、关于书名问题。最早著录徐众之书的史志是《隋书经籍志》 ,称其为《三国志评》 ,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为《三国评》。今人多依《隋书经籍志》称其为《三国志评》① ,少数人称其为《三国评》② 。笔者认为 ,《隋书经籍志》虽然早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但对此书书名的著录 ,却当以《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为准。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的书名为《三国…     

新旧《唐书》志书所见《淮南王万毕术》书名及其归类问题考

两《唐书》志书著录的《淮南王万毕术》与《隋书》所载书名不同,其作者表述也不一致。以《四库全书》为样本库,统计发现传世典籍引用此书均称《淮南万毕术》或省称《万毕术》。作者存疑的事实与文献引征的痕迹均表明书名应作《淮南万毕术》。摘录《四库全书》所见全部引文,又见此书多讲方物地产,这一特点与《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书排比引据典籍时对其所做处理相呼应。因此《淮南万毕术》非五行之书,其归类更应入方志类。     

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著《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足见其重要。同时,知几对他的“六家”、“二体”之说,颇为自信。《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知几进而写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类”。他的这些话,斩钉截铁,毫无商榷的余地。由于“时移世异”,“朴散淳消”,故《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     

《诗经·唐风》二则

《唐风》是唐国的风诗。唐即是晋,唐地有晋水,所以后来改称晋,唐地相传为唐尧所居,故吴公子季札闻歌《唐》曰：“思深者,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班固《汉书·地理志》也说：“其民有先五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有枢》、《葛生》之篇回：‘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唐风》中有两组作品特别值得注意：《蟋蟀》、《山有枢》在及时行乐口气掩盖下隐含了“人的觉醒”的萌芽;《扬之水》、《绸缎》、《葛生》…     

《史记》与《周易》

《史记》深受《周易》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说明司马迁十分推崇《周易》,视其为圣人之书;“致命遂志”是司马迁的最高价值追求;“殊途同归”、“易简”、“时变”等观念是其写作《史记》的重要指导思想;《周易》中的很多辞句,成为其立论的依据。     

李兴佑使宋与丽宋使者往来规模及特点

<正>一、李兴佑及其使宋史料考辩关于李兴佑使宋的史料,中韩两方面共有七条,分别来自《宋史·太祖本纪》、《宋史·高丽传》、《高丽史》、《宋史全文》、《玉海》、《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等。其内容简繁不一,但大体相同,可见李兴佑实有其人,使宋之行确有其事。其具体史料如下:《高丽史·卷二》:"冬,遣广平侍郎李兴佑等如宋贡方物。"     

北宋《学士年表》的史料价值与缺误

北宋《学士年表》是关于宋代翰林学士与学士院的基本史料之一。北宋《学士年表》的整理者当为南宋入洪遵,其系统记录了北宋翰林学士的名次及官职迁转,据之可对《宋史》进行补充和正误。然而《年表》亦存在颇多疏失、讹误与体例的混乱,如王著、李昉、张方平等曾再任翰林学士而《年表》失载,李穆、宋白、苏易简等任翰林学士年月《年表》所记有误,翰林学士们是否曾任承旨、侍讲、侍读《年表》或载或否。如能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依《学士年表》的架构对其逐条作以正补,当能更好地发挥《学士年表》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学界研究宋代翰林学士提供一些帮助。     

《诗经》农事诗的历史资料价值分析

《诗经》对于研究周代社会作为史料的价值已为学者所共识。《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等综合来看,从其农业始祖后稷诞生至武王伐纣,形成一部轮廓清晰、脉络分明的周部族发展史,具有史诗的性质。《小雅》中的《甫田》、《大田》;《周颂》中的《臣工》、《良耜》、《载芟》中描写的劳动工具、耕作方式等方面又是分析周代社会状况的最为鲜活的材料。     

读《明史·食货志》札记

我在指导研究生读《明史·食货志》时,对其中涉及到明代士地、赋役制度的内容作些一了说明,兹条列如下。 食货与平准 读《食货志》,首先要明了其卷目之含义。《史记》有八书,其第八为《平准书》;《汉书》有十志,其一为《食货志》。后世史书所云《食货志》,其词源出于《汉书》,其以叙经济制度之内容为一卷目,实承于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

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208卷、抄本《明史列传稿》162卷、《明史稿》310卷及《明史》332卷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此系统与现存定本《明史》撰写初期形成的《明史列传》313卷、《明史》416卷、《明史列传稿》267卷等繁富本系统《明史》拟稿,鼎足而立,且以其符合一般正史之写法,其系列中之定本《明史》332卷名列史书经典系列"二十四史"之中,并声誉满天下。徐氏《明史》为撰写简练的定本《明史》的开路先锋,徐乾学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不可忽视。徐氏《明史》长期隐身埋名,不为世人称说。近年被纳入《明代史籍汇刊》影印出版,始为史界所注意,但其流传、价值等不见谈及,有待加强研究。     

当代书法家杨明臣作品欣赏

杨明臣 1955年10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理事及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丰台区书协副主席,北京国艺轩书画院艺术指导。其作品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书法》、《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中国艺术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或作专题介绍,在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作小楷专题讲座。     

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尊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试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官学的关系问题——《禁暴辞》《诛乱辞》读解

《禁暴辞》《诛乱辞》作为庄存与《春秋正辞》的第七与第八"辞",完整体现了《春秋》诛乱贼、达王事的根本大义。将之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胡氏传》及乾隆官方的《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相比,可以发现,不论是庄存与因袭还是偏离官方经说,其背后的解经旨趣从未改变,皆以维护王道秩序为职志。这不但不背离官方以《春秋》为治术,维护尊王大一统的立场,甚且比官方阐释更完整、更有意识形态性,其卫道护统的衷曲亦比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乾隆朝的文化教育官员,其学术对官学的这种响应,当与其自身的核心关怀相关,也是时代、经历、家世、性格等诸多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