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甲午战争后日本蔑华观的形成——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中心

近代的日本由于“脱亚入欧”，成为在“西力东渐”威压之下亚洲国家不断失去自我时代的唯一例外，因而学习西方，实现文明开化的合理性，为同属亚洲的诸国家所认同。但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观也开始骤变，从“脱亚论”在甲午战争中的典型运用，以及其后蔑华观演变为日本普通民众的群体意识、以及日本对华知行变化的相承关系可以看出，“脱亚论”与...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大和旅馆：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产房＂

1903年,在军事要塞旅顺的太阳沟宽敞的街道旁出现了一座两层半的欧式楼房。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座本为私宅的“洋房”后来成为了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名下的第一家“大和旅馆”,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行宫,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产房”,上演了一幕幕复辟与分裂的丑剧。     

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当“万国公法”在近代日本逐渐为“公法”及“国际法”概念替换之际,美国人为了达成“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而寻求同盟时,向日本人提出了伸张“亚洲门罗主义”的建议.这一建议暗合了日本的扩张意图,为日本不断利用“公法”张扬“亚洲门罗主义”提供了口实.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伪满洲国是这一建议带来的最大成果.然而,在伪满洲国承认问题上,“亚洲门罗主义”达到顶峰的同时又背离了“公法”.     

唐景崧与桂剧

唐景崧历任清朝吏部主事、福建台湾道台、台湾布政使、台湾巡抚.中日甲午战争,大清国战败,1895年腐败无能的清朝廷被迫与日本侵略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命令唐景崧“内渡”回大陆.唐景崧回到大陆后,旅居桂林,在桂林寓所潜心研究桂剧,亲自编写40多个剧本,并组建桂剧戏班,进行桂剧改革,成为桂剧第一个剧作家、桂剧最早改革者.     

日本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面临的困境

“东亚共同体”构想是一度作为东亚经济牵引车的日本酝酿已久的重大经济外交方针,但这一构想却因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实践中举步维艰。日本亚洲认同意识的摇摆不定、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机制的匮乏、对美优先的经济政策方针和东亚区域经济结构性障等都成为束缚日本推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重要羁绊,束缚着日本“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实践。     

"世界军事大国"的日本模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潜心发展,日本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军事大国”。日本积极扩充军事实力,努力发展核武技术,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半遮半掩”中,已在“世界军事大国”的危险道路上越滑越远。这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亚洲经济运行与日本经济发展

一、战后始于日本的“亚洲奇迹”战后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亚洲奇迹”的出现。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用20年的时间从一个后进的工业国迅速成长为亚洲唯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赶上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和德国,此后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60～70年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开始腾飞,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亚洲“四小龙”,在1960～1996年的36年中,韩国只有一年经济负增长,新加坡有两年,而中国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增长均为正值,又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地区”。80年代,中国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     

木下杢太郎与克鲁特·格拉扎

近代日本在“脱亚入欧”路线下努力向西方靠拢的同时,出现了一股“回归亚洲”的思想动向.木下杢太郎(1885-1945)则是日本近代知识分子中对日本文明定位进行理性思索的代表人物之一.1911年木下杢太郎与克鲁特·格拉扎(Curt Glaser)的中国认识成为木下杢太郎意识与主张的起点.     

皇家弓箭的当代掌门人

2005年9月,有300多年历史的“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通过了专家论证,成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遗产。“聚元号”弓箭铺曾专为清朝皇室特制弓箭,在历经300年风雨后,成为清朝北方弓箭大院中惟一的幸存者。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以“大一统”、明清易代问题为切入点，推进清史研究上新台阶——访李治亭先生

<正>一、清代“大一统”研究问: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近十年来，“大一统”是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清代“大一统”则成为其中的焦点。清军入关后，面临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和对立。清朝统治者审时度势，积极学习中原王朝治国理念，“崇儒重道”，推崇儒学，并以之指导、推动清初社会重建。其中，对“大一统”思想的学习和吸收，至今仍被研究者视作清政府能迅速完成国家统一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关键。那么，什么是“大一统”理论?在清朝之前，“大一统”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     

歪曲日本侵略历史的“自由主义史观”

８０年代初,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变本加厉,把侵略改为“进出”或“进入”,对“南京大屠杀”加上“在混乱中发生的”,“和战争行为区别不开”等限制……引起了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０日和２４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的侵略不是它的内政,篡改日本侵略的历史也不是内政问题。并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错误。日本各界…     

逝者

棋手与智者之外 11月30日,吴清源在日本去世,享年百岁。吴清源4岁赴日,学习围棋,进步飞速,并于1939至1956年间在十番赛中将所有日本顶尖高手打降格,创立了围棋史上的“吴清源时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昭和棋圣”、“一代宗师”。     

日本的对外战略性援助

战前,日本把“强兵”作为最高国策,依靠军事力量张扬国威,利用军事手段向外扩张。战后,日本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路线,从战败国到“亚洲一员”、“西方一员”、再到日美欧构造“世界新秩序”?体现了日本经济力量不断膨胀的过程。商品、资本、援助是日本经济力量向外扩展的三种重型武器,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对外援助作     

投靠日本分裂祖国的内蒙古德王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以下简称德王),是个颇有政治野心的“泛蒙古主义者”。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废退位,德王听到这个消息痛惜不已,如丧考妣。其后他和溥仪犹如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为追求复辟“帝制”,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卵翼下,继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之后,德王当上伪“蒙疆”(“蒙古自治邦”)主席。德王与溥仪,积极充当日本侵华“满蒙政策”的帮凶。同时德王还勾结日寇,进行所谓“日蒙合作”阴谋活动,妄图实现其做“蒙古大帝国”皇帝的迷梦。     

一张罕见的伪满洲国“出境”《旅行证明书》

1932年3月．由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在我国东北成立了以原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的傀儡政府“满洲国”,其纪元年号定为“大同”元年,其所谓的首都是将长春易名为“新京”。两年后的1934年3月,伪满洲国又改名为“满洲帝国”,实行帝制,溥仪这位3岁登基的清末小皇帝,又认贼作父,摇身一变,名副其实地成了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帝国”儿皇帝了,同时改年号为“康德”元年。     

"九·一八"事变前溥仪和日本的关系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是清朝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的风暴赶下皇帝宝座。他虽然退位,但是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复辟大清王朝,恢复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九·一八”事变前,溥仪终于和日本勾结在一起,成为日本的又一个利用工具。本文将通过对溥仪与日本这种勾结关系发展过程的阐述,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