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志系统出版志书和地情书报送存书的通知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文件晋志发〔2011〕5号各市、县（市、区）地方志办公室（史志院、史志办）,省直各委、办、厅、局方志办公室：为了加强对全省地方志工作的管理,规范志书出版后的报送存书备案的程序,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四条＂地方志应当在出版后三个月内报送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备案”的规定,     

"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国际学术研讨会简介

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194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6月27日至29日在哈佛大学召开。正式与会的学约30人,其中中国(包括台湾2人)、日本、美国和加拿大学约各占三分之一。加上工作人员与旁听的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约近50人。     

70年前的征婚启事

早在70年前,1931年7月6目的上海《民国日报》就登出了《一般女士征求如意郎君的标准》。当年的“标准”如下：     

写在《武汉国民政府史料》出版时

2005年6月,“十五”国家重点规划项目《武汉国民政府史料》一书终于与读见面了。望着案头装帧精美的图书,手捧着沉甸甸的散发着油墨浓香的书卷,我心中感慨万千,两年多的心血终于结成硕果,同时全体编辑人员的精诚合作,也让我难以忘怀,编辑的过程更使我受益匪浅。     

旧中国“号外”报出版轶事

“号外!号外!”“买号外!买紧急号外!”现代人经常在影视里看见这种报童叫卖号外报的画面。在旧中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大城市的街头,这是人们经常随时可闻的一种市声。在战争年代,一般的市民都很关心时局,特别是做生意的人,更懂得时局的张弛对物价涨跌的影响,因此他们非买“号外”不可。     

斯大林红色电影中的历史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借大清洗运动,将“十月革命”的参与者、见证人,特别是自己的主要政敌基本消灭殆尽后,他决定动用文艺手段,特别是电影方式重新书写俄共党史和革命史,突出他个人。1937年至1939年,由斯大林“编导”的电影“经典”横空出世。     

《毛主席语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无不对《毛主席语录》记忆犹新。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大、印制精美、种类繁多、读者也最多,而且封面大都采用在其他书籍中不常见的红塑套装,因此,《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全国,还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     

海派与京津派之浅析

京派与海派曾发生过激烈之争,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过《“京派”与“海派”》一文。他认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以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当时对“京派”及“海派”的议论,会觉得有些偏颇。     

世纪疑案“北京人”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北京原人”、“北京直立人”、“北京中国人”、“中国猿人”等,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京近郊周口店考古发现的“北京人”骨骼化石的学名。经过十几年(1927—1929年、1934—1937年、1949—1959年)发掘的发现,骨骼化石大约包括40多个个体,男女老幼均有。     

首例村民罢免村官的故事

上世纪40年代,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荒滩上来了两拨移民。一拨来自河北,另一拨来自山东,他们发展成了现在的集乐村。即使在“文革”时期,大队干部的配备也要照顾河北帮、山东帮这一基本村情,改革开放后更是如此。由于干部有代表性,也受到监督和约束,几十年间,集乐村虽不富裕,但村民算得是和睦相处,太平无事。     

“白屋诗人”吴芳吉

闻名于“五四”时期、享誉华夏的重庆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字碧柳）,以创作《婉容词》、《两父子》、《护国岩词》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受到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名人志士的高度赞誉,他的诗歌曾被选人20世纪30年代的中小学教材。但他的苦难经历,他疾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思想以及特立独行的处世原则,却一直鲜为人知。笔者经深入采访,撰写成下文,以飨读者。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建设

为实现县“自治”,建立“三民主义”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国家基层行政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行政区划是指一定时期的政府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单位,并建立相     

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生存与选择:“三年困难时期”乡村民众的生产自救——以山西繁峙大沟村档案为考察中心

"三年困难时期",极大的冲击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在国家援助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生产自救"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广大的乡村社会来说,即是以此为一个核心的应对过程。本文充分利用了现收藏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繁峙县大沟村成册档案资料,试图通过微观个案的解剖研究,来还原当时乡村社会的应对。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八百壮士”后来的生活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10月26日晚,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     

探访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列维·伊马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逃离纳粹魔爪来到上海虹口,最后在这里安下了家。如今。他的女儿莎拉·伊马斯生活在上海。她时常会到长阳路上的摩西会堂走走,也常说：“我出生在上海,没有中国,就没有我。”     

三线建设回顾

编者按:高扬文,原名高芳鸿,原冶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后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1952年,被选为团中央候补书记.同年任中央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1955年任重工业部部长助理.1956年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65年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66年任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1978年任冶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79年任煤炭部部长、党组书记.1985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1987年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副董事长.1995年离职休养,2004年1月5日去世.本文为其家属提供的遗稿.     

红军时期的“AB团”事件

在第二次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在中国的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神秘”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     

西北联大播撒文艺种子

这是发生在70多年前的一段教育佳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引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为使中国高校不沦敌方,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宣布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撤退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