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人在我国贩毒猖撅

（伦敦）孟却斯德《保卫报》登载一文,论中国麻醉品问题,谓“鸦片与其所提炼之麻醉品,目前制造中心乃在沈阳,及其他伪满洲城市、冀东以及天津之日本租界等地。其在天津日本租界内,均有出售,且取价低廉,供给极为便利。中国在其本国辖境内,虽严禁鸦片,     

沦陷时期天津烟毒问题探析

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推行鸦片毒化活动,通过操纵伪天津禁烟分局、土药业分会等机构,颁布一系列禁毒法规,统制鸦片的生产、贩售、吸食各环节,放纵对毒品的走私制贩,结果使天津地区烟毒愈加泛滥,成为远东闻名的"海洛因制造中心地"。该时期天津烟毒问题颇具代表性,由此尽可呈现日本毒化罪行与中国受害之惨烈情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责。     

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俘

1956年,当一批又一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天津塘沽港登上日本轮船“兴安丸”准备返回日本之际,他们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高唱《东京—北京》、《全世界人民一条心》等歌曲,与前来送别的人依依不舍地告别着。2000多个日日夜夜,正象他们在告别词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李大钊留学日本前后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留学日本的热潮,李大钊也随着这股热潮,于1913年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李大钊的家乡所在地——河北省乐亭县,濒临渤海,距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的唐山较近.1889年他出生时,那一带的近代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修成后正欲向秦皇岛、山海关延伸.这使他自幼就受到近代思想的影响,极想富国强民,使国家早日实现近代化.基于此,他接触新学较早,在永平府中学读书二载后,就在京奉铁路全线通车的1907年夏天,“感到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当时为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袁世凯创立的一     

关于天津抗战的日期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先占领北平和天津，藉以控制华北，继而妄图灭亡中国。７月２７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中国驻屯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２８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命令所属将士准备全线抵抗；并通电全国表示：在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1938年的天津特别市——以相关档案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天津各个地区的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多变。1928年首设天津特别市,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档案资料中记录了日占时期的天津特别市行政组织条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天津城市的野心。     

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1919年11月日本驻津总领事蛮横干涉卞荫昌当选为天津商会会长,企图迫使农商部罢免卞氏会长一职,成为近代中国商会发展进程中的罕有事件。天津商会接连呈文国务院、外交部,要求向日方表示严重抗议并撤换该总领事,得到全国商会、天津各界大力支持。虽因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天津商会的抗议目的最终未能完全达成,但却使日本领事不敢再进一步提出相关要求,在维护国权与商权等方面产生了值得肯定的正面社会效应。     

天津事件新探

天津事件不像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那样被众人所了解,就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不知什么缘故,在审判书上也没有提到此事。此后,中外不少著作出于种种原因根本不予记述。有些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著作,提及了这一侵略罪行,也大都把天津事件作为丸一八     

全家总动员

这个夏日．华远国旅为你献上歌诗达邮轮经典号家庭游。专职人员带领孩子们参加双语俱乐部各项精彩活动时,您可以轻松地健身、K歌或在甲板的按摩池中做个水疗……天津,韩国济州-日本福冈-长崎-天津7日。4999元起。7月1i日、7月29日、8月4日、8月10日出发：天津-韩国济州-日本福冈-鹿儿岛-上海7日,4499元．     

今井贞吉与《古泉大全》

天津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古泉大全》丙集五卷,作者今井贞吉,日本土佐高知人,号风山轩。生于1831年,其时正为日本钱币学研究的兴盛时期。日本钱学始于德川江户时代(1603年)之后,时皇宫内以古钱为游戏而相互比较,称“化蝶定”,后风气渐开,喜玩古钱者,上自王侯、下至百姓。至1700年前后,前田正甫先生编辑了日本第一部古钱目录《化蝶类苑》,然而比之我国的洪遵《泉志》晚近500年之久。但从《化蝶类苑》书出到今井贞吉生时一百余年间,日本古泉之学却有了急速的发展,涌现的古钱学家及古钱著作有数十之多。其中如山田孔章的《符合泉     

罗振玉信札二通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字式如、叔言、叔蕴,号雪堂、贞松老人等.谥号恭敏.1911年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1919年回国,寓居天津.1924年,奉清废帝溥仪之召,入直南书房.同年11月,溥仪被驱逐出宫,即策划将溥仪送至日本使馆,继之又设法将溥仪秘密送往天津,住日租界张园.1928年迁居旅顺.     

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

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去檀香山,这大概是他首次到日本。他最后一次到日本,则是1924年11月北上天津、北京途中。在前后这三十年中,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来到日本,并曾多次较长时     

近年中日两国日本史学者的学术交流

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史学界的往来也日趋频繁。仅1982年,中国老一代日本史学者邹有恒、吴廷璆、周一良等先后访问了日本,邹教授还在东京大学进行学术考察、研究达一年之久。中年的日本史学工作者去日本留学、访问、考察的就更多。就我所知,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成都大学、东北师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分院、吉林分院等大学、科研单位都派出了学者。同时,日本的史学家来中国访问的也有所增加。1982年,日本关西史学界组织了一个近三十人的大型访华团,在北京、天津、上海与中国同行们进行了学术交流。这种规模的日本史学者访华团,建国     

黔籍学部委员邢其毅院士

邢其毅(1911-2002),字孟符,汉族。出生于天津,原籍贵州省贵阳市。其父邢端,字蛰人,别号冕之,是贵州省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年轻的翰林,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留学日本。邢其毅的青年时代,是处于国内军阀混战,列强侵略,中央政府丧权辱国、民不聊生之际。在双亲的熏陶、教育下,不仅于文史之学有深厚之功底,并认定从事科学教育工作,特别是扎扎实实地研究基础科学,是救国的必由之路。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综述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日本侵华史与教科书修订问题研讨会”于2001年1月15日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辽宁、上海、天津、吉林、黑龙江的近20位学参加了会议。     

献身抗战的宜兴邵氏兄弟诗人

正诗人邵冠祥与抗战名曲《九月的夜》诗人邵冠祥,江苏宜兴人,读书和创作都在天津,曾担任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天津分会主持人。1937年7月,他被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逮捕,不久惨遭杀害!2014年,承天津王振良兄赠送天津问津书院编辑印行、高洪钧先生整理的《邵冠祥集》,因为冗杂事务缠身,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认真阅读。第二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悚然心惊,念及诗人邵冠祥是"七七抗战"爆发后第一个牺牲在日军手中的爱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