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伯钧被诬的三件“历史罪行”

《陈伯钧日记·文选》再版之际,我有幸拜读了陈伯钧将军几十年的殷殷记载,并试图从字里行间中去追寻和破解一些历史迷踪。“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钧被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     

扮病人躲避“造反派”盘查

“文革”初期,湖南城步一中我的班主任老师张世兰因拒绝“配合”县城“造反派”的造反观点与行动,还批评“造反派”们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城步一中及县城各厂矿的“造反派”成员多次批斗,在批斗时被“造反派”成员挂黑板游街、跪砖渣、用脚踢、棍棒打,身上被打成多处内伤,折磨得死去活来.     

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     

泥土·脚印·范用

“文革”期间,范用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断了肋骨。他到医院求治．坐在诊室外等候,此时．传来护士的高声大喊：“饭桶!”没人应答,护士再叫：“饭桶!”范用猛然醒悟．想到可能是护上把“用”字看成了“同”字,连忙大声答应：“有!”屋里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有人能起这样的名字？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报头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报纸坚持正常出版都不容易。形形色色的造反派,不断向报社找茬闹事。一张报纸印出来,尽管没有什么大问题,造反派也会“在鸡蛋里挑骨头”,把本属正常的事情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到报社闹事,力图迫使报纸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漫画与漫话

文革初期,批斗正值高潮。那时流传关于侯宝林先生的传说。据说他自糊高帽一顶,却是折叠式的。平时戴上,便帽一顶,逢到批斗,向上一拉,即成高帽。每一亮相,总引起一场哄笑。又说造反派要拉他游街示众,他突然扑地不起,问他为何,答道：“我被打倒了。”     

“五七”干校祭

五七干校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1968年普遍兴办起来的。如今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很可能以为既然是“干校”,想必是一座书声琅琅的学府,实际上只是驱使大批干部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对于各种所谓有“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等待他们的,是批斗、凌辱和苦役……     

度过浩劫终见光明的萧军

一、十年浩劫萧军从东北到北京后,由于刘芝明等人的刁难,不给转“工作关系”,无处领取工资。多亏北京市长彭真同志的关照,把他安排到北京戏曲研究所任研究员。“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萧军毫无思想准备。1966年7月的一天,萧军随同戏曲研究所人员参加北京市文化局系统批斗大会。会议结合批斗文化局的所谓走资派,点了一批据说是被走资派包庇的所谓“牛鬼蛇神”的名字。其中包括戏曲研究所的一些老艺术家。被点名的“牛鬼”们一个一个站起来接受     

“三保险”的自杀方案

20世纪50年代,萧乾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浩劫又席卷了萧乾。造反派扯下他家墙上的版画,踏碎了他家的玫瑰花,把他五花大绑,拉他去批斗、游街。无休无止的折磨,同时波及到了他的爱妻甚至岳母。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逦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杨静仁平凉遇险

文化大革命前期,杨静仁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宁夏的造反派给杨静仁同志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帽子。“走资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对头”,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为加快这一进程,造反派们密谋,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缺口,进一步罗织罪名迫害他。在翻遍记载杨静仁同志的历史档案后,造反派们发现杨静仁在抗战时期同志由兰州奔赴延安途中,路经平凉时,由平凉国民党驻军军长杨德亮导演的一出“捉放曹”,使杨静仁同志虽遭国民党通缉,但有惊无险,[第一段]     

铁路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伦珠措姆的故事之四

子孙大了，女婿当家了，伦珠措姆的闲暇时间较以前大幅增加。由于患有比较严重的白内障，她不怎么看电视。更喜爱去别人家串门，村里的多数妇女闲暇时就编织“柳”、“珠楚”和头巾等一些织品，     

相爱是“蓦然回首

如果你是单身,如果你在茫茫人海中找你的另一半苦苦寻觅而不得,我真劝你出去走一趟,到大自然里去。说不定冷不丁就收获一个他或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自然就像一把打开心锁的钥匙,她使都市里难以沟通的心灵一下子变得开朗和透明。所以我相信在大自然里的成功率远比在舞厅酒吧这类场合高得多。     

昙花一现“江青服”

从延安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在衣着方面是朴素大方的,和其他的女同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到了60年代末,江青因“文革”而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她开始把服装当成一种突出自己的政治手段。“江青服”就是这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心态下的产物。     

说假话大不易

有一个侯宝林的段子,是这么讲的：说是＂文革＂时,侯宝林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批斗的人要他老实交代＂向人民隐瞒的重大历史问题＂,怎么辩解都没用。侯宝林于是想：你们不是想听咱说假话么？俺就给你来个大的。于是,他装出一副老实认罪、     

彭德怀二三一——兼怀王焰同志

王焰是一位早年投奔延安干革命的老同志。五十年代初期调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直到庐山会议彭老总被罢官,他也被贬到解放军报社一个编辑处里当主编。“文革”中被批斗,劳改,受尽折磨。     

香港“社”事

上回说到我在“社”（即妓院）带女,虽然当时还是十来岁的青年,但已经见到不少光怪陆离的事情。我工作的“社”是在油麻地佐敦道宫涌区,由一个叫棠叔的主持,他是帮会大佬,“新”字头的,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很少被雇用,只不过刚好我会一些英语,对招徕那些外国水兵很有用。     

市民盟：恢复组织与开展活动散忆

在“文革”动乱中,与其他民主党派一样遭遇,武汉市民盟组织被解散,市委会机关景明大楼也成为造反派“据点”,机关专职干部则分别下放到工厂和街道。民盟的广大成员对自己的“盟员”身份避之而惟恐不及。     

风风雨雨五十年--忆诗人胡天风

我和诗人胡天风是患难之交,因为我俩是在“革”期间的“牛棚”中相识相知的。此前,我在武汉市联工作,他在市化局戏剧研究室。“革”伊始,我俩都进了“牛棚”作为批斗的对象关押。我俩同劳动,同陪斗,又是同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打进“地狱”最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