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没有公开的挽联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鲁迅逝世,徐懋庸的挽联实在不好写。这副挽联是通过连续发问的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祥熙挽鲁迅联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与鲁迅分属两个正进行生死搏斗的营垒,但是,当鲁迅逝世的时候,孔却送去了一幅怀着深深敬意的挽联。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文坛巨星陨落,举世震惊。10月20日至22日上午,鲁迅先生的遗体安置在万国殡仪馆的礼堂里,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遗容,向这位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致最后的敬礼,作最后的告别。礼堂里摆满了人们送来的花圈、花篮,四周的墙上悬挂着许多的挽峰和挽联,以凝炼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敬意与哀思。在挽联中,有一B视为显眼,其上写道：鲁迅先生千古…     

林散之的楹联艺术

被称为“当代草圣”的林散之逝世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曾亲笔为他写了一幅挽联：     

百感浩茫诗与画——怀念董欣宾

董欣宾逝世噩耗传来,我正在三门峡至兰州的出差途中,无法去上海向他的遗体告别,我恍恍惚惚,头脑失控,忘记了自己是在外地,仿佛乎南京,仿佛乎上海,当年的一幕幕往事浮现于眼前,我拨通了上海的电话,嘱郑奇代为书写我献上的挽联：     

战前日本鲁迅研究概观

战前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的文字早于中国;五四时期日本文化人也较早地从文学的角度发现了鲁迅的价值;30年代日本的鲁迅研究完成了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的认识转变;鲁迅逝世时日本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大鲁迅全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本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鲁迅传》。     

蔡锷职场失意,因祸得福

民国五年（1916年）11月,大总统黎元洪提笔写了一副挽联：＂正倚济时唐郭李,竟嗟无命汉关张＂,他借联中的＂郭李、关张＂,来悼念先后逝世的两位湖南伟人。先是10月底,开国元勋黄兴病逝,时隔9日,＂护国将军”蔡锷也因喉疾卒于日本。黄兴享年43岁,蔡锷年仅35岁。     

“敌乎，友乎? 余惟自问”——徐懋庸临终前后琐忆

我接触徐懋庸的名字,是通过鲁迅那篇著名杂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跟他本人接触则是始于1976年7月。当时我刚从北京一所普通中学调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单位所在地跟徐懋庸住的王府仓只隔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因此我常去跟寂寞的他聊天。他对我说,他一生都崇仰鲁     

“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近读韦君宜《思痛录》,书中载有《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     

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正>中国文化素有“盖棺论定”的传统。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作《论鲁迅》演讲：“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鲁迅由此获得了现代文坛的最为崇高的评价。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2))     

曹聚仁致鲁迅、许广平的三封信

曹聚仁与鲁迅非泛泛之交。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时为暨大教授,参加听讲并将鲁迅讲演笔录成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上海1928年1月29日、30日《新闻报》副刊《学海》第182、183期上发表(署名刘率真),后收入杨霁云编的鲁迅《集外集》中。三十年代初,曹聚仁主编《涛声周刊》、《芝种》及与人合编《太白》等报刊时,鲁迅积极为之撰稿,往来书信就有40余封(据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183;日记》记载：曹聚仁从1933年5月7日得鲁迅第一封书信,至1936年3月7日得鲁迅最后一封书信止,共得43封书信),单《鲁迅全集&;#183;书信》就收了鲁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鲁迅逝世时,曹聚仁集鲁迅诗意写成挽联。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

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提到的一个重要政治情节：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     

一联两挽

正1998年,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在题为《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悼文(写于钱锺书逝世后六日)里,将钱锺书誉为"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并透露了别在花篮上的一副挽联文字,他回忆:事情来得匆忙,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2010年,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原     

丁玲与鲁迅的文坛交往

误会８０年代中期,中国三Ｓ研究会理事、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安危,在整理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保存的资料中,发现了１９３３年年初,斯诺采访鲁迅的手稿。斯诺问鲁迅：“最好的短篇小说家是谁？”鲁迅答：“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沈从文、郁达夫、田军。”丁玲自１９２７年发表《梦珂》后．到１９３３年已创作了近３０篇短篇小说。鲁迅看过丁玲哪些作品呢？据丁玲自己回忆：“鲁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单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几本。他也送我几本他自己的书。”鲁迅很早就知道“丁玲”这个名字,但…     

不熄的爝火

《庄子》中说：“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鲁迅的光彩太辉煌了,后人便不大留意“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的许广平。     

北宋的纸币小钞

（笔者附记：我曾写有《钱引乎？小钞乎？》,发表于《中国经济问题》1984期。本文以前文为基础,补充资料,重新改写。不再讨论“千斯仓钞版”是不是小钞,而讨论小钞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对谢采伯《密斋笔记》中的小钞资料提出了批评意见,谨供参考。）[第一段]     

鲁迅逝世前为什么急于迁居?

周建人说:“这是一个谜”前几年,周建人同志生前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一个问题:“鲁迅逝世前为什么要急于搬房子?”他说:“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临死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说叫我给他找房予,并说我订下来就可以了,不要问他。他为什么要急于搬,我没问他。第二天刚好是星期日,鲁迅很急,拿起笔就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让我去刻一个图章,因为当时租房子要订合同,要一个印章,‘周裕斋’是‘周豫才’的谐音。别的地方没用过这名,后来房子也没租,图章也没刻。”(《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48页)     

被鲁迅“痛斥”之后的徐懋庸

1933年初,年仅22岁的徐懋庸以他犀利的笔锋,独特风格的杂文走上文坛,引起人们关注,受到鲁迅先生的器重,鲁迅为他的《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在鲁迅先生关怀鼓励下,徐懋庸写作热情高涨,他以杂文形式挞伐邪恶势力,张扬真理,先后出版了《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等杂文集,从此一举成名,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著名杂文作家之一。徐懋庸家境清贫,幼时当过苦力,修理纱筛,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工余时间自修了     

牵动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心扉的一部好书——《挽孙中山先生联选》

今年,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70周年(1925年3月12日—1995年3月12日)。一本关于孙中山逝世,举国悲恸,以挽联表达哀思的挽联专集,已由湖北荆门市政协刘作忠编辑、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的问世,是作者纪念孙中山逝世70周年奉献的一份厚礼! 去年8月,笔者从《团结报》读到一篇“《挽孙中山先生联选》历艰面世”文章,深受作者的高尚情操所驱动,与之通信,购得10册,供收藏及赠友。得书后读之,心潮澎湃。当读着:”一纸遗言箴后死,万人空巷吊先生”、“三十年未竟大业,廿四史无此完人”、“百粤旌旗惊后死,九州缟素哭     

文史博览

张大千“挽”刘湘曹大铁抗战初期某一天,大千师将他一薄本诗稿送给我,稿内夹一张纸,上写挽四川军阀刘湘的挽联,上下联约三十多字。他说:“大铁,你看我这挽联做得可好?”我看了不敢回答。他说:“好不好你只管直言,为何不答?”我说:“好是好的,但对仗上好像不合。”他说:“正要你说这句话。谁高兴去挽他!这是某某人(指张群)强要我挽的。刘湘这家伙对不起我们四川人,我就对不起他。”我说:“那是你有意这样做了?”他说:“是啊,这就叫‘牛头不对马嘴’,妙的是我写的这副白竹布大挽联还悬在刘家的大客厅里,可见军人都是老粗,不懂文墨,只重名气,还…     

但开风气不为师——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前年我去看电影《梅兰芳》,在等待进场时和身边的人闲聊,我问：“你们看过梅兰芳先生本人演的戏吗？”被问的人异口同声,都说：“没有看过。”这也难怪,梅先生1961年逝世,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曾亲见他演出的人自然不多了。这使我想到胡适之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先生在中国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倡导文学革命,主张写白话文,并带头写新诗;他宣扬民主自由,讲究科学,反对迷信,